正如我们前面所言，柳宗元主张以儒家的仁义礼法之学来统摄佛教戒律定慧之说。“流荡并误”之流弊正在于对时禅僧侣不“持戒律”之风的批评。
佛教戒律，最早为释迎牟尼针对教团内部的各种问题制定的内部规范和禁条，.即禁戒、戒条或学处，用以防非止恶。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戒律不断因时而变，名目众多诸如五戒、八戒、十戒和具足戒等。戒律在佛教中有重要的意义，戒与经、论构成了佛教三藏，是佛教重要的内容，同时也是成佛的重要条件，“戒住则法住”，戒律存则佛法存，戒律灭则佛法终。就禅宗而言，无论是达摩的二入四行说，还是神秀的三学与制三毒的相结合，自达摩至神秀的戒律思想表明，禅宗的修证与悟入均以戒律为前提，即使是“百丈清规”，虽有别于传统戒律，但基本精神也与戒律相符合。
但禅宗戒禅合一观的发展倾向隐含了戒律松弛的可能性。由于达摩禅与头陀行的结合不利于禅法弘通，因此，道信采取以自利利他、兼摄道俗的菩萨戒行与禅的结合，明确了禅戒合一的主张以应对此弊。惠能又发展了无相戒(佛性戒，持心戒)的戒禅合一思想。尽管这种戒禅合一的思想仍然主张戒律的重要性，但却内含着向禅一方发展的倾向，为后来洪州禅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洪州禅认为“随时著衣吃饭，任运过时”、“触类是道而任心”，“提出“平常心是道”的观点。所谓“平常心”是心“涉外”(处身现实生活，从事教化等)时不使“真如之心”受染的心境，如此“了心”体认“即心是佛”，使生活、修行等一切达到自由。一方面，这一思想是佛教世俗化的一种表现，为在士大夫中推广并为其接受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如此戒律松弛容易导致道风败坏。柳宗元“流荡，并误”之评语虽是针对中唐整个禅风而言，无疑洪州禅更具代表性。
佛门中裘读戒律而佛风败坏的问题，由来已久。由隋及唐，僧尼激增，出现“凡圣同居、鱼龙混杂”的局面。僧徒任阀数(禁戒)，沉溺于流俗，或假托神通，妄传妖怪;或谬称医篮，左道求财;或造诣官曹，嘱致赃贿:或钻肤焚指，骇俗惊愚，故朝廷屡次下令对全国寺院进行清理整顿。鉴于佛门风气的败坏，仅玄宗就先后下了《禁僧徒敛财诏》、《禁百官与僧道往还制》、《分散化度寺无尽藏财物诏》、《禁僧道掩匿诏》、《禁僧道不守戒律诏》、《括检僧尼诏》等诏，连续颁布如此多的诏令来加强对佛教教团的管理，从侧面反映了佛教组织内部问题的严重性。在唐代，僧人敛财求利的现象相当普遍。如僧人道标“置田亩，岁收万解”:释圆规“好治生，获园田之利，时谓之空门骑顿”。:最为典型的是代宗朝大历年间一纸衣僧，表面上修苦行，衣纸衣，不衣蹭絮布施，后被召入禁中道场，令礼念，备为崇敬，结果竟因盗禁中金佛而被杀。⑥高祖早年令法雅将兵，亲见僧人参与政事，“亲行劫掠，躬自穿窃”而下令规范佛教。另佛僧还多托佛之名，行不法之举，寺院成为藏污纳垢、奸究小人作奸谋乱之地，威胁到了社会和政权的稳定。聚众造反之事，最为典型的是德宗贞元间，僧人李广弘谋反，且立尼智因为帝后。另外，宪宗元和间，篙山僧圆静聚众策反。僧尼流品滥杂，而藩镇又笼络之以厚自己实力，故朝廷多次下诏加强对僧尼的管制，如代宗宝应元年，下令寺观不得妄托事故，非时聚众;宪宗元和十年，诏停寺观开讲，防止聚众“虑变”。另外，僧人鉴定虚自贞元至元和间，交结权贵，招怀赂遗，因此为薛存诚答死。诸如对金钱利益权力方面的追逐，与俗欲无异，与佛教戒律甚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