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初，北京大学考古系与山西省考古所在山西省曲沃县赵村进行连续数年的抢救清理和发掘，全面揭露了8组17座西周中期早段至春秋初年的晋侯夫妇墓，同时，上海博物馆也公布了一批购自海外的晋侯墓地流散的资料。这一重大考古发现，引发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热烈讨论。目前大家关注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晋侯墓的排列顺序，晋侯铜器上的人名和文献中晋侯世系的对应关系，晋侯苏钟铭文的历日解释等方面，对晋侯墓地所涉及到的墓地制度，则鲜有论及。1997年11月，李伯谦先生在《考古》上发表《从晋侯墓地看西周公墓制度的几个问题》，首次利用晋侯墓的珍贵资料全面深人地探讨西周春秋时期的公墓制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本文试图追随李先生的骥尾，也就晋侯墓地所涉及到的昭穆制度和墓祭习俗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