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太祖朱元璋定鼎于南京，该地佛教曾兴盛一时;而大都则被降为北平府，致使燕地佛教一度中衰。至燕王朱棣“靖难”功成，方将都城迁回北京，此后直至明亡未再变更。北京遂复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明代帝王以“儒家”为正统思想的基础之上，大力提倡佛教，支持佛教寺院建设的发展，使其成为辅佐“帝王之术”统治国家臣民的思想教化工具。而在提倡的同时，为了避免大量佛教徒的聚集成为一种社会团体与统治者抗衡，明朝帝王对汉地佛教又采取了一定的限制措施。总体来说，明代对佛教的政策是既提倡又控制的策略。
明代北京的佛教，由于封建帝王、皇亲国戚、太监、官僚，以及广大民众的崇奉，发展臻于极盛，寺院建造之多，远超前代。明代诸帝，除世宗外，皆崇奉佛教。至英宗时，始广建佛寺，滥赐寺额。至代宗、宪宗时，已是梵刹遍地，僧尼无数。到武宗时，崇佛更甚，武宗自号“大庆法王”，并在皇宫里面创建寺宇，以供广行佛事。此外，明代诸帝还热衷于在即位时，度僧一人，名曰“代替出家”。此风习愈演愈烈，到神宗万历年间，不仅帝王即位要度僧为替身，而且皇室的太子及诸王出生时“俱剃度童幼替身出家”。由此可见明代皇族崇佛之笃。
导致明代佛教趋于极盛，除诸帝崇佛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历朝太监崇佛，出资广建佛寺，竞比帝王有过之而无不及。朱彝尊在《日下旧闻》中称:“都城白辽、金以后，至于元，靡岁不建佛寺，明则大挡无人不建佛寺。梵宫之盛，倍于建章万户千门。”大挡即指有权势的大宦官，自明成祖朱棣任用宦官，大挡权势日盛，如王振、魏忠贤之流，权倾朝野，他们平日无恶不作，却又笃信佛教，倾其资财，用其权势，广建佛寺，企图多积“功德”，以求死后升于极乐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