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和美国派遣参加沙特和以色列两国领导人葬礼的代表团级别，可以清楚地看出中美两国与沙特和以色列关系的远近程度，由此还可进一步推断出中美在中东地区所奉行的不同的地区政策和立场。中国一般只在少数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或者与中国有特殊关系的国家领导人，如柬埔寨西哈努克国王，又或者该领导人本身影响力巨大，如南非总统曼德拉这三种情况下，才会派遣国家级特使出席其葬礼。沙特明显不属上述范围，却享受国家级特使的待遇，可见中国对中沙关系的重视程度。中沙关系除了广为人知的石油依赖关系(沙特阿拉伯一直是中国进口原油的第一大来源地，这一趋势在2015年后有所改变)以外，也隐含了一层宗教联系。一般情况下，沙特老国王去世、新国王登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都会发去唁电或贺电。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境内人数众多的逊尼派穆斯林每年都要前往沙特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朝勤，中沙宗教联系日益紧密。与中国对沙特态度不同的是，美国在沙特和以色列关系处理上表面上显得更加“中立”，这一点可以在葬礼代表团级别上清楚地看到。从出席拉宾和沙龙葬礼代表团级别的细微差别里可以看出，美国更支持一个对阿拉伯邻国更加温和的以色列，而不是一位穷兵默武的“推土机”式的人物。

    中俄与中亚独联体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可以通过葬礼外交窥视出一些意味深长的东西，苏联解体以后，中亚地区曾出现两次重要政治人物的葬礼，一次是2006年12月24日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的葬礼，另一次是2007年4月25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葬礼。在尼亚佐夫的葬礼上，俄罗斯总理弗拉德科夫率领俄代表团，最先到达尼亚佐夫总统生前的官邸，土库曼斯坦领导人陪同弗拉德科夫总理吊唁了尼的灵枢。中国则派出了以国务委员唐家漩为首的高级别代表团，表达了“推动中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使两国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的坚定决心。不少评论员和俄罗斯专家认为，由于尼亚佐夫生前没有指定明确的接班人，土库曼斯坦也不存在推举未来政治领袖的民主机制，其国内政权之争将变得难以预测。但是，实际上，按照前苏联等国家的政治葬礼模式，前任领导人葬礼的治丧委员会主席一般将会成为下一届国家领导人。土库曼斯坦也不例外，时任副总理的库尔班库利·别尔德穆哈梅多夫被任命为治丧委员会主席，在次年2月的总统选举中，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成功当选总统。新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上任才短短两个多月，即开始对俄进行国事访问，并恰好赶上俄前总统叶利钦的葬礼。俄总统普京并未因此而取消或重新安排同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总统的会面，而是照例举行会晤并对其成功担任土总统表示祝贺，称赞俄土两国关系“极好”。普京随后发表电视讲话，对叶利钦的去世表示沉痛哀悼，并为自己的前任举办了一个俄罗斯113年以来最隆重的葬礼。自从113年前亚历山大三世去世之后，俄未曾举行过如此盛大的葬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群曾表示，俄方为叶利钦举行葬礼仪式时，将不邀请外国领导人出席，中方尊重俄方的安排。然而，众多欧美和独联体国家并没有“尊重”这种安排，尤其是中亚五国，均派出了以总统或总理为首的最高级别代表团出席葬礼。从以上对这两次葬礼的梳理和分析中不难看出，中俄确实在中亚地区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但中亚独联体国家无论是在政治安全，还是在语言文化方面，都更倾向于俄罗斯，至少截至2007年依然如此。俄罗斯长期推行近邻外交将独联体国家置于自己外交的首要地位，这一情况从苏联解体以来一直未曾改变。但是，近来，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行，其对目前的中亚格局将会产生何种影响，仍有待于进一步观察，其中葬外交是一个很好的指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