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北朝、隋、唐各朝与契丹族接触频繁，并建立了军政、经济、文化各种关系。这时，北方盛行佛教，特别是北魏、北齐、北周、隋、唐的某些统治者崇信佛教几乎达到无以附加的狂痴程度，他们大量翻译佛经，广修寺院，普度僧尼;由于统治者的提倡，民间也很流行，信仰的人很多，其间虽有北周武帝和唐武宗(李炎)的两次“灭佛”运动，对佛教的打击很丸但时间较短一阵“风暴”过后，作为各族人民的共同信仰，佛教依然盛行。契月一人由于战争、朝聘、贸易等各种关系，经常与中原内地往来，并深入中原内地，有的还逗留京城。对于中原地区的风俗、信仰，都比较熟悉，所以。中原人民信奉的佛教，对契丹人不可能没有影响。
第二，佛教何时传入契丹?根据有的学者研究，佛教正式传入契丹在十世纪初，而传入者，则为汉人俘虏。唐天复元年(901年)，契丹痕德荃可汗以阿保机为迭刺部夷离荃，专征讨。自此以后，阿保机经常“乘机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县置城以居之”。这些新建的城邑，有不少佛教徒。这在《旧五代史》等史书上有记载。开始建寺的明确时间是公元902年。这年七月，阿保机“以兵四十万伐河东代北，攻下九郡，获生口九万五千，驼、马、牛、羊不可胜纪”。阿保机为了安置这一大批汉人俘虏，九月于龙化州“始建开教寺”。以“开教”命名，含有纪念“创教”与“开导”、“教化”的意义。
第三，从公元903年起，至947年耶律德光灭石晋北撤中途暴死为止，在这四十余年间，佛教在契丹统治者管辖区域内由传入，而开始萌发，尤其是佛教盛行的燕京地区收入版图，更奠定了佛教的发展基础。这一时期新建的寺院在上京有天雄寺、芦义寺、安国寺、弘福寺，永州有兴土寺，龙北州有大)一寺等。
可见，契丹统治者和贵族对于佛教采取积极的欢迎态度。耶律阿保机、耶律德光先后提倡，以后的各个时期，更加积极。辽兴宗耶律宗真，对佛法十分崇信，并曾于重熙七年(1038年)受戒。因为信佛，还改变契丹人的祭祀习俗。以往举行“祭山仪”，是先进行拜山，然后顺便拜菩萨。到兴宗时则“先有事于菩萨及木叶辽河神，然后拜山仪，冠服、节文多所变更，后因以为常”。兴宗时建了许多佛塔，其中中京道兴中府建立的三座塔(今辽宁省朝阳市)至今仍为名胜，其中之一就是兴宗时所建。
辽道宗是在契丹九位皇帝当中，最为信仰佛教的一个。他对佛教的研究也比较深，不仅大力提倡佛教，还亲自到寺院讲经。不仅自己崇信佛教，还命皇太子写佛书，以示钻研。由于道宗对沙门的宠遇，许多民众愿意受戒为僧尼。仅在成雍八年(1072年)，辽道宗一次就批准春、泰、宁江三州三千余人为僧尼。“一岁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三千”，就是辽道宗崇佛的真实写照。
辽代出家人中，各个阶层的人都有。如在契丹贵族耶律昌允、耶律宗政、耶律仁先等人。在契丹公主中也不乏其人，如魏国长公主、秦晋大长公主、楚国大长公主等。在辽代，崇信佛教妇女的人也相当多。她们信教相当虔诚，悟守教规，吃斋念佛。辽圣宗的母亲承天太后萧绰，每年的正月吃素，还大修斋会、建造佛寺。圣宗钦哀皇后等信佛教，“普全六行之余，洞达三乘之义，动必协于人心，静必从于佛意”。六行即六渡，行法有六种:一布施、二持戒、三忍辱、四精进、五祥定、六智慧。三乘，即乘运人而到其果地。钦哀皇后不但信教，而且身体力行，以佛教教义的六行法和三乘之义为其行为规范，烙守佛教教规。
信佛者均要“修功德”，功德圆满者，才能成正觉，去西方乐土。修功德的方式有多种，主要有修建寺院、建佛塔、立经幢等等。这种功德，工程较大，耗费资金较多，一人和少数人难以承担，于是就有集众人之力，建立邑社的组织。由邑社组织佛教信徒的各种日常活动。邑社组织有多种，有千人邑、念佛邑、舍利邑、建塔邑、经寺邑、供塔邑、太子诞圣邑等。429在辽代，有不少契月一妇女参加了邑社组织，其中有的妇女还担任邑长的职务，组织佛教信徒合资兴建塔幢、寺院。《全辽文》卷九《‘懂州西会龙山碑铭》一记载:大安八年(1092年)建塔邑男女五百余人，合资兴建佛身感应舍利塔一座。其中有大横帐五郎君必孝妻陈哥娘子，大横帐六郎君必庆妻酬阿娘子，太朗夫人、小郎君大娘子夺里本等契月一妇女参加。
辽代契月一官吏和平民施舍钱财修建寺庙，在辽代早已有之。辽世宗耶律阮既向寺院施舍过钱财。辽景宗时的附马都尉、魏王萧守兴和魏国长公主等出资建过白带山云居寺。到辽代后期，施舍钱物修建庙宇之风更为强烈。秦越大长公主以所居宅地棠阴坊第施舍给佛家修建寺院连同土地百顷，户口百家枣粟蔬园，井口器用等物一同施舍。同时施舍钱物的还有煞德皇后和道宗皇帝耶律洪基。鼓德皇后为母酬愿施钱十三万贯。道宗皇帝耶律洪基也捐钱建寺。咸雍五年(1069年)，兰陵郡萧夫人在中京出资二万络建寺院，修好以后又施舍地三千顷、粟一万石，钱二千贯，人五十户、牛五十头、马四十匹。
辽代统治者向僧尼施舍饭粥则更为常见。一般来说，每当皇帝幸临寺院，皇帝或皇(太)后病愈，契丹皇帝、皇后的生辰或忌日，契月一军队征战取胜及祭慰阵亡将士，天显吉兆，辽朝各地济贫贩灾等，都要“饭僧”。
辽代社会各阶层崇信佛教，佛教徒们的社会地位也在提高，辽僧们被授予官位的也比较多，仅在辽兴宗时期，正式拜僧人为三师、三公兼政事令的人，多达20人，许多“贵戚望族化之，多舍男女为僧尼”。契丹皇帝授予僧侣的官职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高官显爵但没有多少实权的荣誉性官职，如“师”、“傅”之类的官职。兴宗朝的高僧非融加官为检校太傅太尉。高僧正慧，官至崇禄大夫检校太尉。还有一类是有职有权的僧务总管。435辽代人崇佛，僧尼众多，以僧管僧，与契丹人“因俗而治”一样，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