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帝王、官员等人陵墓前自东汉开始多有石雕像陈设，称“石像生”，也称“翁仲”。从文献记载及现存遗迹分析，陵墓前陈设石人、石兽用作仪仗装饰，可能是始于东汉，南朝陵墓前石瑞兽、石柱的排列已经有规律可循。从唐高宗乾陵开始，石像生陈设于陵家以南的主神道两侧形成定制2。唐、宋两朝对于石像生制度有着严格的规定
上海公墓,浏家港陵塔
由于辽陵地面建筑所剩无已，辽代神道及石像生使用制度不详。从考古发掘情况来看，仅知辽陵神道位置均呈东南走向，与陵门朝向一致，神道两侧有石像生，具体数量与形制无从知晓。
辽祖陵的神道碑，树立在陵区外山谷中的东侧山坡顶，现存大龟跌，附近山坡散落有若干契丹文碑铭残片。陵区内的两座小山顶，地表散布有两座经幢的残片，上刻汉字译写梵音的陀罗尼经文。石像生目前仅出土有1个石犬及2个石翁仲(其中一个残损)。庆陵陵区内未见有碑刻的遗迹，仅在中陵前残存有石经幢一具，规格较大，有盖、身、座三部分，幢身铭刻陀罗尼经文‘。而在契丹贵族墓填土中发掘出土有石经幢的，有敖汉旗白塔子墓2，为经幢的下半部三件，并镌刻有“大康七年四月十三口甲时建”等铭文，有明确的纪年。
从契丹贵族墓葬来看，目前发现有石像生的仅有耶律琼一例，其具体形制为:墓前端正中树立石碑一通，龟跌、碑身、璃首均完整，通高256厘米，碑首前额正中阴刻楷书“观音经碑”四字，碑身正背面均刻经文，正面为“佛说观音经一卷”，背面已漫澹不清，碑文均为汉文书写;碑后置石羊2对，石虎1对，武吏1对，文官1对。墓地右侧残存有神道碑一通“故太师令公神道之碑”3。耶律琼死于保宁十一年(979年)，生前最高官职为琢州刺史，以其在任时与宋议和有功，死后追赠检校太师、兼政事令，属南面官的最高荣誉，为正一品官职，但其墓仪制度中四羊二虎的建制又与一品官仪不相符4，且神道碑不在石像生之列，而是位于墓地右侧的做法，较为特殊。耶律琼墓究竟采用何种葬经选定尚无定论，但其死后按照南面官对待，使用汉人的葬制，这是遵守“契丹人授汉官者从汉仪”的制度。
此外，据调查，在河北平泉县城以北45公里处的柳溪乡石虎村原有石像生30多件，后因山洪爆发，河砂将墓地淤平，大部分石像生被埋于地下，有的可能已被洪水冲走，现地表仅存13件，包括石虎5只，石羊4只，石猴2只(其中一只缺头)，石翁仲2尊(均残缺头部)‘。
总之，从目前发现的辽代陵寝及契丹大贵族墓葬来看，辽代石像生制度存在石像生加石碑以及仅有经幢两种。仅有经幢者，如庆陵无石碑和石像生，只在永兴陵见有石幢，又如敖汉旗白塔子墓出土有石幢，纪年为大康七年(1081年)。祖陵和耶律琼墓则是兼有石像生和石碑的代表。因其它诸陵均未做过系统发掘，契丹皇帝及大贵族究竟采用何种石像生制度，难具其详。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所以辽代葬制中采用汉制，用意在于体现“华夷同风”，象征着契丹族皇帝是中国之主宰，不仅为契丹人的至尊，也是汉人的天子，契丹贵族对汉族人同样具有管辖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