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颖川豪族、冀州豪族、南阳豪族地主集团对政局有重要影响。皇权一方面依赖于门阀世家大族的支持，另一方面又强调皇权至上，君臣关系不可僧越。表现在丧葬礼制上，则是君臣附葬礼制与门阀世族聚族墓葬制的博弈。虽然西晋统治者由于惧怕自己的家墓遭盗掘，曾要求妻妾后终者不得合葬。但出于遏止门阀世家大族力量与巩固皇权的需要，皇帝要求重要大臣宫人死后附葬于皇帝陵域内。
浏家港陵园,上海公墓,
晋峻阳陵和崇阳陵陵域内勘查出贵族陪葬墓群，说明贵族生前死后对皇权的从属依附关系。世家豪门生前聚族而居，死后聚族而葬。对于大臣死后安葬家族墓地的意愿请求，皇帝会持遏制态度。例如，《晋书》卷三十四《羊枯传》曰:皇帝反对羊枯归葬家族墓地，要求其陪附帝陵。“从弟诱等述枯素志，求葬于先人墓次。帝不许，赐去城十里外近陵葬地一顷，溢曰成。枯丧既引，帝于大司马门南临送。羊枯陪附晋武帝峻阳陵，羊枯的墓葬地与帝陵地望关系是“去城十里外近陵葬地”。由文献可知，峻阳陵距晋洛阳城大约十里上下，而峻阳陵去晋洛阳城的实际距离恰合此数。京师官员对于祖籍墓地和京师新墓地往往陷入两难选择。(书》卷三十三《王祥传》曰:“烈、芬并幼知名，为祥所爱。二子亦同时而亡。将死，烈欲还葬旧土，芬欲留葬京邑。祥流涕曰:‘不忘故乡，仁也;不恋本土，达也。惟仁与达，吾二子有焉。王祥的一个儿子王烈生前希望归葬祖籍墓地以显达于王氏家族，另一个儿子王芬生前希望留葬京邑新墓地以忠诚于皇权，痛失两子的王祥对祖籍墓地与京邑墓地采取兼顾折中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