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自高祖刘邦公元前206年称帝到公元8年王莽篡汉，共历高祖、惠帝、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等十一帝214年。西汉时期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思想、伦理道德和价值体系的形成时期，也是秦代创立的统一的政治体制的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的时期。因而西汉考古、特别是集中体现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的帝陵考古研究工作无疑具有特别的重要性。
浏家港陵园,上海公墓
回顾西汉帝陵的研究历史，我们大致可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记载著录期
在现代科学意义上的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前，我国古代和近代就有许多历史学家、金石学家对西汉帝陵具有浓厚的兴趣，他们对帝陵的历史沿革、地理位置、形制规模和附近出土的铜器、玉器、瓦当、钱币等进行了记述、著录或考证。
(二)踏查测量期
20世纪初，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关野贞、足立喜六、水野清一，法国汉学家沙碗、谢阁兰及美国学者毕安祺等先后对包括西汉帝陵在内的西安附近的古代建筑、陵墓进行了初步的调查伙其中1906年l月至1910年2月应聘为“陕西高等学堂教习”的足立喜六对西汉十一陵进行了较为广泛的实地踏查和简略的勘测。1933年足立喜六根据其踏查、勘测和研究结果，由东洋文库出版了《长安史睛内研究》一书。此书第五章“汉代内陵墓”或可视为西汉十一陵考古研究的开山之作。
30年代至40年代，我国学者陆续开始对包括西汉十一陵在内的关中古代遗迹、遗物进行考古调查，其中以“西京筹委会”、“陕西考古会”、“西北史地考察团”和“教育部西京艺术文物考察团”开展工作较多，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严格地讲，此阶段的工作还算不上是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考古调查。
(三)勘察试掘期
此阶段从1949年新中国诞生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如果说本世纪初到1949年间中外学者对西汉帝陵的考察是帝陵考古研究工作的萌芽时期，那么此阶段就是现代科学意义上西汉帝陵考古工作真正的奠基和初步发展时期。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博物馆、咸阳市博物馆等单位的考古工作者从茂陵勘察开始，陆续勘察、测量了部分帝陵，并先后对长陵的陪葬墓，汉文帝窦后墓的从葬坑等进行了试掘，确定了部分帝陵的名位，初步了解了西汉帝陵的形制特点。
此阶段具有着初步发展时期的某些特点:(1)工作的重点是局部的勘察和试掘。(2)由于调查、发掘工作开展的较少，综合研究工作也相对薄弱。
(四)发掘研究期
第四阶段从文化大革命结束的70年代晚期开始到现在。此阶段帝陵的考古发掘、研究工作与迈人“黄金时代”的中国考古学一起有着长足的进展。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陕西的考古工作者先后对西汉帝陵进行了进一步的考古调查和勘测。社科院考古所对杜陵的从葬坑、门网、寝园遗址等进行了较大规模考古钻探和科学发掘;90年代初开始，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汉景帝阳陵、汉武帝茂陵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勘察、钻探和发掘;近年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咸阳市考古研究所又对汉惠帝安陵、汉昭帝平陵等进行了钻探和试掘;目前汉景帝阳陵的大规模勘察、钻探和发掘工作还在继续。
此阶段的主要收获有:在对西汉十一陵进行了全面、系统地考古调查和勘测的基础上，基本确认了咸阳原西汉九陵的名位及排列顺序，纠正了历史文献中的多处错误记载。80年代到90年代，通过对杜陵的从葬坑、门阀、寝园遗址的发掘和对阳陵的大规模、全面的勘察、钻探和发掘，大致掌握和了解了西汉帝陵的形制结构和布局特点。
与第三阶段相比，第四阶段的发掘与研究工作产生了一些变化，具有新的特点:(1)工作的重点由实地勘察和局部试掘转变为较大规模的发掘，如汉宣帝杜陵、汉景帝阳陵等。(2)在调查、发掘工作的基础上，综合研究工作开展的较多，据不完全统计，此阶段发表的有关论文有数十篇。(3)资料整理工作有了较大进展，如《汉杜陵陵园遗址》考古报告和大量考古简报的发表。(4)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红外线遥感、电磁、地震、DNA等先进的探测和检测手段已经或正在开始运用于考古调查和资料整理工作。汉阳陵在这方面开展了一些工作，其成效虽然不十分理想，但毕竟是一种新的尝试。(5)在改革开放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日本的考古学家、德国、斯洛文尼亚的文物保护专家参与了阳陵遗址和文物的保护工作，揭开了中外专家合作进行帝陵考古发掘、研究、保护的序幕，新近落成的汉阳陵帝陵从葬坑下展示大厅则是中外专家合作成果的集中展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