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5至10月间，北京大学考古系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山西省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进行了第五次较大规模的发掘，共清理了M33. M91.M92. M93, M102五座晋侯及其夫人的墓葬，因当时部分青铜器除锈、修复工作尚需时日，故发掘报告并未将所获全部资料公布于世，如M91出土可以确认的青铜礼乐器共有35件，报告仅公布了2件有铭铜器。2009年4月，李伯谦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中国古代青铜器国际研讨会”上提交了讨论晋伯卤及其相关问题的论文，披露了M91出土的另一件有铭铜器的照片、铭文拓本，并隶定了铭文。(27(p33-34)从照片来看，器形为常见于西周中晚期的三足篡，器口下饰一周纹饰，敛口鼓腹，腹饰瓦纹，双耳呈耸角曲体卷尾兽形，三足较矮，足尖外卷。器内有铭文4行31字，合文

2，为便于讨论，照例依原款式引录于此:浏家港皇家陵园

    唯正月初吉丁亥，

    伯喜父肇作棚母

    宝篮，用夙夜享孝于

    王宗，子子孙孙其永用。

    器主人是伯喜父，器形与铭文所言一致，依有铭铜器命名的通例，此器可称为伯喜父篡。关于伯喜父的身份及时代，发掘报告已指出，M91所出一件铜器铸有铭文“晋侯喜父作肤文考刺侯宝口”，M92所出晋侯喜父盘铭文作“晋侯喜父作联文考刺侯宝盘”，均标明器是喜父为其父刺侯所作，刺与厉相通，刺侯可能就是晋厉侯福，其子为晋靖侯宜臼，M33和M91的墓主人为父子关系，M33墓主人晋侯英马应即晋厉侯，M91墓主人晋侯喜父应即晋靖侯，晋靖侯在位约当周厉王之时。伯喜父篡铭中既无不识之字，亦无难释之句，但蕴涵着重要的礼制信息，尝试钩沉索隐，以见西周时代礼乐文明的盛况。

    据《礼记·内则》等文献的记载，子生三月之末，妻以子见于父，父执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年满二十，责以成人之道而行冠礼，宾又为之加冠造字。《仪礼·士冠礼》云:“天子之元子犹士也，天下无生而贵者也。”天子之元子尚不得生而为贵，则天下之人固无生而贵者，皆当依士礼加冠。实际上，士冠礼为天下之达礼。加冠之后，宾又为冠者造字。《士冠礼》云:“冠者立于西阶东，南面，宾字之，冠者对。”宾为冠者所造之字的完整形式是“伯某甫”，见于《士冠礼》所载字辞。伯表行第，某即宾所造之字，因设文不得定言人字，故注家以“且字”释之，甫或作父，为男子之美称。因行第不同，伯或为仲，或为叔，或为季，唯其所当。名质字文，故冠礼之后敬名称字。铜器铭文所见伯唐父(伯唐父鼎/西周中期)、伯考父(伯考父篡盖/西周中期)、仲再父(仲再父鼎/西周晚期)、仲原父(仲原父匝/西周晚期)、叔商父(叔商父鼎/西周晚期)、叔向父(叔向父纂/西周晚期)、季右父(季右父r}/西周晚期)、季良父(季良父黄/西周晚期)等，与《士冠礼》的说明正相吻合，不仅可证《士冠礼》所言有据，而且可知皆是男子加冠时宾为冠者所造之字。天子、诸侯之子既皆依士冠礼加冠，则宾为其所造之字的形式亦与列士之字的形式相同。伯喜父篡和晋侯喜父盘是同一人所作之器，在篡铭中自称伯喜父而在盘铭中又自称晋侯喜父，表明器主人曾依士冠礼加冠而伯喜父正是加冠时宾依列士之字的形式为其所造之字，其后伯喜父继体为君，作盘时在铭中以国名、爵称冠于喜父之前代替曾经表示其世子身份的伯字而又自称晋侯喜父。称谓的不同，不仅说明身份发生了变化，而且表明篡与盘作于不同的时期。篡作于冠礼之后、继体为君之前，盘则作于继体为君之后。诸侯世子继体为君之前所作有铭铜器，并非伯喜父篡一例。社科院考古所《殷周金文集成》第九册著录了一件春秋早期的有铭铜器，编号为4499，铭文云:“卫子叔无父作旅黄0”杨树达曾指出，子叔无父即((春秋·襄公元年》所记公孙剿 ,无为替之初文，《说文》训锐意，剿字《说文》训贬刺，无、票J义相近，疑无父即剿之字，鲁襄公十四年，卫人立公孙剿为君，是为疡公，此黄之制盖在无父即位为君之前。[3J(p70)据伯喜父纂与卫子叔无父黄，可以推知世子即位为君以前制作有铭铜器并非孤立的现象。当然，天子、诸侯之子依士礼加冠虽是通行的礼制，若天子、诸侯早逝，嗣子年幼继位，则年十二依天子、诸侯之冠礼加冠，周成王及鲁襄公、郑隐公所行冠礼即是天子、诸侯之冠礼，见于《大戴礼记·公冠》、《左传·襄公九年》及《孔子家语·冠颂》等。

    铭文言“伯喜父肇作诩母宝纂，用夙夜享孝于王宗”，器之用于祭祀不辨自明，伯喜父为硼母作器而王宗亦受其用，受器者与受用者不一致，反映了宝纂之作是为了衬新死者棚母于王宗，欲使棚母连属于王宗，郑玄注《仪礼·既夕礼》云“衬犹属也”，即是铭文蕴藏的深意，故铭文既言始为棚母作宝篡，又言用于享孝王宗。实际上，铭文是彼此各举一事，省文互见其义，言为棚母作器，不言用于享祭棚母，其实亦用于享祭硼母，言享祭王宗，不言为王宗作器，其实器亦是为王宗所作。衬祭之礼既见于铭文，可证此礼是西周以来各个阶层曾经奉行的礼典。然而传世文献不见诸侯庙中树祭的仪式，仅有可资参证的记载。《仪礼·士虞礼》所附记文云:“明日，以其班衬，沐浴，栉，搔剪。用专肤为折姐，取诸l}隘，其他如馈食。用嗣尸。曰:‘孝子某，孝显相，夙兴夜处，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宁。用尹祭、嘉荐、普淖、普荐、搜酒，适尔皇祖某甫，以陕衬尔孙某甫，尚飨!”，此是列士庙中柑祭的仪式，可据以推想诸侯庙中衬祭仪式的情形，差别不过因身份的高低贵贱不同，礼典的规模、礼器的华素、牲牢的多寡、仪节的繁简略有不同而已。所谓“明日”，指卒哭之明日，因周礼规定卒哭用刚日、衬祭用柔日，故以卒哭之明日行衬祭之礼。所谓“以其班衬”，取昭穆相当，孙衬于祖，无祖则衬于高祖，孙妇衬于祖姑，无祖姑则柑于高祖姑，妾柑于祖妾，无祖妾则易牲衬于女君，此即《礼记·丧服小记》所谓“亡则中一以上而柑，衬必以其昭穆”。衬祭新死者于祖庙时，须以物依神，据郑注、贾疏，大夫、士无木主，则在祖庙中以币依神，天子、诸侯有木主，则在祖庙中以木主依神，衬讫反木主于寝，其礼与《公羊传·文公二年》所言“大拾”之礼相似。《士虞礼》所附记文仅记载了孙衬于祖的祝辞，不见孙妇衬于祖姑的祝辞，参以记文所载衬前一日卒哭之祝辞曰“哀子某，来日某，膺衬尔于尔皇祖某甫，尚飨!女子，曰皇祖砒某氏。妇，曰孙妇于皇祖姑某氏。其他辞，一也”，套用孙衬于祖的祝辞，孙妇衬于祖姑的祝辞盖曰:“孝子某，孝显相，夙兴夜处，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宁。用尹祭、嘉荐、普淖、普荐、搜酒，适尔皇祖姑某氏，以隋衬孙妇某氏，尚飨!”衬祭祖庙，礼已由之前的丧奠、虞祭、卒哭之凶礼转为祭祀之吉礼。凡祭祀吉礼，皆因馈食进黍樱而陈设黄篡.《礼记·祭统》记天子宗庙祭祀时的陈设云“三牲之姐，八篡之实，美物备矣”;《礼运》记诸侯宗庙祭祀事尸时的陈设云“实其黄篡、篷豆、铡羹”;《仪礼》的《特牲》、《少牢》馈食之礼分别是诸侯之士、大夫祭宗庙之礼，记阴厌时的陈设，《特牲》云“主妇设两敦黍樱于姐南，西上”;《少牢》云“主妇自东房执一金敦黍，有盖，坐设于羊姐之南;妇赞者执敦樱以授主妇，主妇兴受，坐设于鱼姐南，又兴受赞者敦黍，坐设于樱南，又兴受赞者敦樱，坐设于黍南，敦皆南首”，篡或称敦，《特牲》记嗣子与长兄弟对俊云

  “佐食分篡铡”，即是明证。因此，自天子至于诸侯之士，馈食进黍程皆陈设黄篡。前引《士虞礼》所附记文言柑祭时“用专肤为折姐，取诸腹隘，其他如馈食”，伯喜父篡铭文言“肇作棚母宝篡”，宝篡之作正为衬祭时馈食之用，可证器是伯喜父为衬祭棚母于祖庙所作礼器。

    至于棚母与伯喜父的关系及其身世，考古发现提供了可据以论说的新材料。2004年12月至2005年7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市文物工作站等单位在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其中M1,M2是与晋侯墓地周厉王前后的M91. M92相似的大型墓葬，各出土有铭铜器8件，M2的3件铜器有棚伯自作礼器的铭文，M1的4件铜器上有棚伯为毕姬作器的铭文，不仅可据以确定M2墓主人是棚伯，M1墓主人是其夫人，此地是棚国的墓地，而且还证明在晋南曾有一个不见于记载的棚国。[4]佣国虽然不见于传世文献，铜器铭文却有记载。1990年7月，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一件有铭铜器，最早著录于《上海博物馆集刊》1993年第6期，被命名为蓑鼎，又被断为西周中期时器。铭文云:“唯七月初吉丙申，晋侯命蓑追于棚，休有擒。”执此器铭与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出土资料合观，铭中的“追于硼”之“棚”无疑就是文献失载的棚国。据蓑鼎铭文推测，硼国与晋国相距不远。西周中期棚仲鼎铭文云:“棚仲作毕魄腾鼎，其万年宝用。”李伯谦在其讨论晋伯卤及其相关问题的论文中据以指出，棚为魄姓国。棚母是硼国之女，伯喜父是晋侯世子。伯喜父为棚母作器用于衬祭棚母于祖庙，表明硼母嫁于晋国而为伯喜父之妻。棚母之称，有意义可寻。母字前冠以国名以明同姓不婚，晋为姬姓，棚为娩姓，固可通婚。佣字后所缀母字，根据王国维的论述，是女子之美称，犹如甫或父是男子之美称一样。[5[(p163-165)若不从王国维之说，视母字表示生身之母，从而断棚母是伯喜父之母，则与其他器铭称呼生身之母往往在母字前后附加饰语与义称的通例不符，如在母字前冠以饰语则称文母(楷侯纂盖/西周早期)、皇母(话篡/西周晚期)，在母字前冠以饰语而在母字后缀以义称日名则称文母日庚(方鼎/西周中期)，在母字前冠以饰语而在母字后缀以义称溢号、行第、姓等则称皇母豁龚孟姬(禾篡/春秋晚期)，不见在国名后仅缀一母字表示生身之母的例证。因此，据铭文称呼生身之母的通例，似可推断棚母是伯喜父之妻而非其生身之母。或许棚母当释为棚女，因为甲骨、金文中的母字与女字往往通作无别，许多古文字学家皆有论述，[61(P731-738,P771-779，不烦更举例证。若释为棚女，益可断定是伯喜父之妻。

    晋侯墓地M91和M92是一对夫妻异穴并葬墓，发掘报告已断定M91的墓主人是晋侯喜父，至于M92的墓主人是否就是棚母，只能根据随葬品对墓葬的性质及墓主人作一推测。就M92出土的8件铜器中有晋侯对所作有铭铜鼎而言，M92似乎是一座改葬墓。因为根据发掘报告对晋侯墓地各墓年代早晚的排序，晋侯对是继晋侯喜父为君的诸侯。如果M92不是一座改葬墓，晋侯对所作有铭铜鼎何以能埋藏在晋侯喜父夫人的墓中?据此推测，晋侯喜父为世子时，其妻死后已藏，且已柑于祖庙，后人依诸侯夫人的身份改葬其妻，就将晋侯喜父为其父所作宝盘及继体之君晋侯对所作铜鼎一并埋人改葬的墓中。若此推测不误，则M92的墓主人或许就是棚母。

    铭中“王宗”一词，不见于其他器铭。若以为“宗”字之前所冠“王”字是针对周王而言，从而断伯喜父篡是伯喜父为周王所作用于祭祀的礼器，则器当置于周王的宗庙内而不当埋藏于器主人墓中。伯喜父篡既出土于器主人墓中，可以断定器铭所言王宗与周王无关。《礼记·祭法》记天子至于官师因尊卑不同立庙或多或少的制度，凡天子、诸侯、大夫、通士之祖庙，皆以王考庙称之，并不因地位悬殊而异其称号。孔疏云:“王考庙者，祖庙也。王，君也。君考者，言祖有君成之德也，祖尊于父，故加君名也。”实际上，因祖父本有王考之称，见于《尔雅·释亲》，祖庙固可称王考庙。祖庙既有王考庙之称，铭文言“享孝于王宗”，相互比附参证，则王宗当指王考之宗庙，省文则称王考庙或王宗。前文已论证伯喜父蔑是伯喜父为树祭棚母于王宗所作礼器，依周礼

  “衬必以其昭穆”的规定，棚母须树于祖姑，因祖姑无庙，与祖父一体，故衬礼行于祖庙，亦可证王宗当指祖庙。铭中“王宗”之“宗”指宗庙，训话亦有证据。《尚书·舜典》云:“汝作秩宗。”蔡沈《书经集传》云:“宗，祖庙也。”《周礼·春官·肆师》云:“凡师甸，用牲于社宗则为位。”杜子春云:

  “宗谓宗庙。”《诗经·大雅·亮鹭》云:“既燕于宗，福禄枚降。”朱熹《诗集传》云:“‘于宗’之

  ‘宗’，庙也。”无论是礼制还是训话，皆可证铭中王宗指祖庙。伯喜父为棚母作器时尚为诸侯世子，其君见在，不得立庙，因棚母须衬于祖庙，又因世子与国君一体，国君之考庙即伯喜父之祖庙，故就其国君所立考庙行衬祭之礼。既在国君之考庙行衬祭之礼，则主其事者当为国君。《礼记·丧服小记》云:“妇之丧，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衬则舅主之。”因虞祭、卒器俱在寝行礼，故夫或子主其事;树祭行于祖庙，所村者为舅之母，礼事既涉舅之母，故当由舅主其礼事。

    综上所述，伯喜父篡是器主人伯喜父继体为君之前，依士冠礼加冠后，为衬祭亡妻棚母于祖庙所作礼器;铭中“棚母”之称，表明是硼国之女嫁于晋国而为伯喜父之妻;“王宗”一词，首见于伯喜父篡铭文，礼制与训话皆可证王宗指祖庙而与宗法无关。

    另外，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李伯谦在其文中还介绍了另外6件伯喜父所作有铭铜器，湖南博物馆收藏2件，铭文为“伯喜父作恒·笠，恒其万年永宝用”，另外4件1961年出土于陕西长安张家坡，器盖同铭，铭文为“伯喜作联文考刺公尊篡，喜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同时还通过互勘诸器铭文进一步指出，张家坡所出有铭铜器器主人伯喜即晋侯墓地M91所出伯喜父蔓铭中的伯喜父。晋靖侯所作有铭铜器因何流出晋室，后又出土于陕西张家坡墓地，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责任编辑:杨秋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