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四川崖墓东起巫山、巫溪，西至汉源、昭觉，北抵广元，南至云南昭通、贵州遵义。分布的中心区域主要在崛江、沱江、嘉陵江、培江中下游和长江的沿岸地区，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又以崛江中下游和三台地区的数量最多。崖墓葬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此种葬式与西南地区另一些葬式如岩穴墓、石棺茎具有一定相似性，又经过汉晋时期的民族的大迁徙、融合，古文献记载较为少见，所以长期以来给相关问题的研究带来一些困难。学界对于四川崖墓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汉代。
浏家港陵园,上海公墓
有关四川崖墓的记载，最早见于南梁李膺所著《益州记》“青衣神号雷庙，班固以为离堆，下有石室，名为玉女房，盖此神也。其房凿山为穴，深数十丈，中有廊房，堂室屈曲，似若神功，非人力矣”m。他将乐山的崖墓误认为是供奉青衣神的石室，称之为“玉女房”。在唐代，许多四川地区的崖墓被当作为佛教活动的场所，唐柳宗元《龙城记》和五代前蜀杜光庭《录异记》对崖墓有所记述。在宋元明清的四川各地方志中，对此有更多的记载，但一般也认为是古代修仙炼丹的所谓“神仙洞府”或是“蛮族”住过的居室。只有南宋洪适在《隶释》中《张宾公妻穿中二柱文》一文明确记载这是古代的一种墓葬。其原文为:“维兮，本造此穿者，张宾公妻。字伟伯、伯妻孙陵在此右方曲中。维兮，张伟伯子长仲以建初二年六月十二日与少子叔元俱下世，长子元益为之祖父穿中内栖柱，作崖馆，葬父其弟叔叔元”。
将四川崖墓作为墓葬来考察研究始于1903年日本学者鸟居龙藏，而后四川崖墓逐渐被学术界注意，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众多外国学者包括英国学者陶然士(T. Toranoe、贝福特(0. FL Bedford)、谢阁兰(Victor Segalen)在内，对四川崖墓进行了一些考察研究。谢阁兰所著《中国西部考古记》[3〕对崛江流域崖墓叙述较详细，且附有平面图，重点在于文字题记与画像雕刻的记述。他认为四川崖墓源于印度，在族属方面，他认为应为汉人墓制。陶然士与葛维汉也到此调查并收集标本，比较偏重于器物的研究。
3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常任侠、杨枝高、商承柞等学者对四川崖墓进行考察研究。常任侠著有《重庆沙坪坝出土之石棺画像研究》与《重庆附近发现之汉代崖墓与石阔研究》两篇文章。杨枝高自1937年以来，以乐山为基地，自费调查四川各地的崖墓，收集大量的文物进行研究，著有《四川崖墓考略》一文，并重点提及麻浩崖墓中的佛像的图像。杨枝高还邀请金陵大学古文字学家商承柞到乐山调查，商承柞著《四川新津地区等地汉崖墓砖墓考略》一文。商承柞认为四川崖墓受到了南阳画像石墓的影响。他对崖墓进行分类，将其分为“单纯式”、“复形式”“变形式”三类。
1941年，史语所考古组与中央博物院筹备组、中国营造学会联合对四川彭山汉代崖墓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弄清了彭山崖墓的时代、性质、结构等信息，1991年南京博物院将此次所有的发掘报告和资料整理成《四川彭山汉代崖墓》一书出版。华西大学博物馆1947年出版郑德坤所著《四川古代文化史》[9]中以较多篇幅介绍四川崖墓的仿木建筑的雕刻，在崖墓的族属方面，他认为崖墓是汉代汉族葬制遗迹。
20世纪60年代，重庆建工学院辜其一与重庆博物馆馆长邓少琴到乐山调查，分别写了《四川乐山、彭山、内江东汉崖墓建筑初探》与《乐山大型崖墓重点初探》。此后考古学界对四川地区的崖墓进行大规模发掘并书写各类相关的考古报告。
学术研究方面，80年代以后，以罗二虎、何志国、唐长寿为代表的学者继续对四川地区的汉代崖墓从各个方面进行研究。
罗二虎在1987-1988年分别发表《四川崖墓开凿技术探索》和《四川崖墓的初步研究》《四川崖墓开凿技术初探》一文分析了古代四川地区崖墓盛行的原因，并认为四川地区的地理条件、经济条件和开凿崖墓的技术条件是崖墓盛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川崖墓初步研究》一文就四川崖墓结构、类型、分布、年代、分期、演变、性质、兴衰原因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由于崖墓延续时间长，分布较为广泛，该文对崖墓的分区尚未涉及。罗二虎将崖墓明确定义为:所谓崖墓就是在石壁面上以九十度角向内开凿成墓室的一种特殊的墓葬，与悬棺葬、崖穴葬、岩洞葬等多种墓葬形式有一定联系。并认为四川崖墓的出现并盛行受中原地区流行的横穴墓影响，是中原地区横穴墓兴起并传到四川地区后为适应当地自理条件而出现的一种新的墓葬形式。
他将崖墓的形制分为三类六型二十四室，三类为:小型墓、中型墓、大型墓。六型分别是单室墓、双室墓、三室墓、多室墓、侧厅套侧室耳室墓、前堂后穴墓。两种特殊形制为异形双穴墓以及崖墓与砖室墓相结合的混合结构墓。同时他还根据墓葬形制演变和随葬陶器的不同组合以及各时期纪年墓作为标尺，将四川崖墓分为五个时期八个阶段:初始期(西汉末年至东汉早期，以东汉早期建武十五年为界，又分为两期)、发展期(东汉中期，以安帝元初分为两个阶段)、鼎盛期 (东汉晚期)、初衰期(东汉末建安至蜀汉时期)、衰亡期(西晋至南北朝前期)。
罗二虎于2001年完成的博士论文《西南汉代画像与画像墓研究》也涉及四川地区的汉代崖墓。根据崖墓的形制对崖墓进行分类，进而对有画像的崖墓或崖墓中有画像的石棺的典型崖墓进行分析，阐释画像的内容、艺术特点以及所体现的丧葬观念。还分析了崖墓中的画像与神仙方术、早期道教与佛教的关系。崖墓中的画像与道教的密切关系，罗二虎的《东汉画像中所见的早期民间道教》亦有讨论。
唐长寿于1994年出版《乐山崖墓和彭山崖墓》一书，还发表《四川崖墓画像石考释四则》与《彭山画像墓墓门石刻画像试论》等多篇专论，采用大量的实地考察获取的考古材料，对崖墓的起源发展、形制结构、画像石刻、葬具等进行了考察和论述。在四川汉代崖墓的渊源方面，唐长寿认为四川崖墓虽然不一定源于关东崖墓，也应当与关东砖室墓有关。唐长寿将四川崖墓分为三类四型，分清主室、次室和附属设施，主室分为前室、中室和后室三种;次室分为棺室与耳室;附属设施则有灶台案盒和壁盒等。进而根据“主室”的种类分为三类:单室制墓、双室制墓(两种)、三室制墓。并认为这三种墓制对应了地面的三种类别的住宅，进而将崖墓的分类与汉晋社会人们的经济等级差别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在时期上，他将乐山和彭山崖墓分为早中晚末四个时期。早期为新莽至东汉明帝时期，中期为东汉章帝到质帝时期，晚期为东汉桓帝到蜀汉前期，末期则以黄巾起义为界限。他还从思想观念方面详细描述了乐山崖墓是在自秦汉流行的厚葬之风、神仙方术、道教学说以及汉代人“视死如生”的生死观的影响下形成的。在佛教图像的辨析中，唐长寿认为四川佛教文化传入较为复杂，四川巴蜀后裔的土著汉人在吸收传播佛教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何志国在《浅论四川地区王莽时期墓葬》中对四川地区王莽时期墓葬进行了专论，比较西汉晚期和东汉初期四川崖墓的异同，指出规模小和承前启后是这一时期墓葬的主要特点。并将重庆南岸区水泥厂和彭山江口高家沟崖墓的年代进行了重新认定。他在《论早期佛像在长江流域的传播一以汉晋考古材料为中心》与《“仙佛模式”和“西王母+佛教图像模式”说商榷一一再论佛教初传中国南方之路》两文中利用崖墓中的画像材料否定一些学者根据汉魏部分佛像具有仙佛混淆的特征提出的“仙佛模式”。
马晓亮在《四川早期崖墓及相关问题探讨》中利用最新的考古材料，探讨四川早期崖墓的类型和分布以及四川崖墓的分类和分区等问题。其博士论文《四川崖墓建筑研究》从建筑学角度研究四川汉代崖墓。在此篇论文中他将崖墓称为崖洞墓。四川崖墓的空间与设施、汉代崖墓发展的地域差异以及崖墓、洞石墓、崖洞墓、砖室墓之间的关系是他论文讨论的关键点。另一重要点是他通过现存四川汉代崖墓的考古材料对崖墓与汉代民居的关系以及所反映的木结构做法进行讨论。
关于崖墓的渊源和族属问题方面，除了上述学者的结论外，也有学者有不同结论。刘铭恕在《崖墓稽古录》里认为将崖墓分为蛮系崖墓和汉系崖墓，认为崖墓的族属既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以童恩正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崖墓与蜀候石棺撑有关，崖墓是蜀人在秦以后的汉化过程中的遗存。
在形制分类上，王子岗的《试论四川东汉墓的研究价值》对四川崖墓的形制也作出了自己的分类，他将四川东汉崖墓大致分为四类:单穴单室墓、单穴双室墓、单穴多室墓、带享堂的多穴墓。
四川汉代崖墓与南传佛教、西南丝绸之路的问题，除了上述学者的讨论外，还可以追溯到美国学者艾瑞慈，他对麻浩崖墓的浮雕进行详细的考释后认为其中的佛像具有明显的键陀罗艺术风格。谢崇安的《中江塔梁子东汉崖墓胡人壁画雕像考释一兼论印欧人种入居我国西南的时代问题》[26]讨论了四川地区中江塔梁子崖墓壁画中雕刻的人歌舞群像为中国西北以及入居西南的涅中月氏胡是印欧人种提供了新的证明。
此外，四川绵阳汉代崖墓的具体研究有唐光孝的《绵阳崖墓的初步研究》一文以及绵阳博物馆整理出版的《绵阳崖墓》。后者为四川绵阳涪城和游仙两区境内崖墓的发掘报告，涉及12个地点共98座墓葬。牛天伟《四川长宁“七个洞”崖墓画像考辩》与罗伟仙的《长宁“七个洞”崖墓“社程”“玄武”的有关问题》也对长宁“七个洞”崖墓中的画像符号的内容以及象征意义进行探讨。
范小平于2006年出版的《四川崖墓艺术》则是目前国内第一部全面反映四川崖墓艺术发展史的学术专著。这部著作阐释四川崖墓自东汉流行以来，历经两晋南北朝至宋元明时期的历史，重点研究了崖墓艺术。包含画像石、画像砖以及画像石棺等各类墓室装饰艺术的形式和社会内容，也分析了崖墓类型结构。他从考古学、美术学、民族学等学科入手，比较系统全面地总结了巴蜀崖墓的发展及演变规律问题，结合当前学术界比较关注的“佛像南传系统”，以崖墓考古材料为依据，进一步论证了佛像南传系统在巴蜀崖墓装饰艺术中存在的事实。
四川汉代崖墓的仿地面建筑的木结构建筑形式以及画像石刻中与建筑相关的图像是众多学者的研究对象，它们是秦汉时期的巴蜀地区建筑研究的珍贵材料。向玉成的《乐山崖墓所见汉代崛江中游地区建筑形制略考》以乐山崖墓的结构、雕刻、附属设施等各方面考察其建筑特点。董奇的硕士论文《巴蜀建筑史一秦汉时期》中的第四章使用四川地区汉代崖墓中出现的石刻建筑形式和图像分析秦汉时期巴蜀的建筑情况。王子今的《瓦当“椽头饰”-一以四川汉代崖墓资料为例》也用四川汉代崖墓的考古材料讨论了将瓦当称为“椽头饰”的不恰当性。
巫鸿在《礼仪中的美术》中的《地域考古对“五斗米道”美术传统的重构》中提及四川地区汉代崖墓的一些画像材料的内容和特点与早期道教在四川地区的流行的关系，并进一步讨论早期道教美术的发展。他还认为四川所发现的2世纪至3世纪的“佛像”实际上是当地道教美术的一个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多位学者分别在四川地区汉代崖墓的年代分期、墓葬形制、族属、结构、类型;画像石刻的内容、特点;画像所反映的丧葬观念、世俗生活、宗教信仰等多方面都有研究。四川汉代崖墓建造年代主要集中东汉时期，画像内容的有升仙与仙境、驱鬼镇墓、祥瑞、墓主人生活及历史人物故事等多类题材，画像内容以及崖墓对地上建筑的模仿表现汉代人事死如生与追求长生不死的丧葬观念。
巫鸿指出中国古代墓葬是综合建筑、壁画、雕塑、器物装饰等多种艺术和视觉形式的结合体，强调应将墓葬作为整体进行研究。人们所认为的死后理想世界即身后的幸福家园、天界和仙境这三个界域被编织成墓中的动态整体，不同时期的建造者有不同的营建方法。近年来学界受其影响，逐渐出现对四川汉代崖墓中的某座墓葬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学术论文。例如霍巍的《中心与边缘，汉文化的扩张与变异一以四川乐山麻浩一号崖墓画像石刻为例》，他分析了麻浩一号崖墓中各个空间的含义，并对门柱或墓阔代表的第一重门和后室入口的第二重门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前者为仙界入口，后者为西王母看守的大门。这篇论文具有启发意义，引发我们对四川地区其他崖墓的视觉表现与营建观念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