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墓地立碑，初步沽染汉文化色彩阶段。这一阶段大致在公元‘世纪中叶到7世纪初，相当于中原西魏至隋。突厥自金山崛起之后，很快称雄漠北，扫灭柔然，版图迅速扩大，从此不但与中原王朝边地相接，而且政权之间始有频繁往来。从这时候起，先进发达的中原文化便以强劲优势对突厥

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影响。

    考查突厥墓地文化的发展史，可知其传统上流行“立石建标”的做法，成行排列的杀人石、环墓林立的纪念柱以各种形式遍布从大兴安岭到七河流域广阔范围内的突厥墓地。此外，还有一种特殊的巨形石条，往往在某一端面上刻有可能是族徽的标记。这些东西在外形上类似碑刻，有些甚至被外国

考古工作者误认为是“沉重的石碑”川，但是它们没有任何铭文，与墓碑有着本质的区别。从突厥建立强大汗国时起，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之下，突厥墓地中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碑刻，从而进人突厥丧葬风俗沾染汉文化的最初阶段。

    1956年，前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联合考察队在蒙古高原深处的布古特河岸一带发现了一座大型墓葬。墓主是突厥汗国早期的一位名叫“myn tykyn”的王子，死于佗钵可汗在位期间，约在公元581年前后。墓地上残存着碑亭建筑的遗迹，而最引人注目的是至今尚存的一块墓碑。碑体用徽呈褐

色的砂岩打造而成，高1. 99米，厚0. 2米，底部宽0. 7米。碑面三侧都刻有粟特文碑铭;第四个侧面刻有一篇用婆罗迷文写的梵语碑文。粟特文部分记述了伊利可汗缔造突厥汗国到佗钵可汗在位共约30年的历史。尤其令人称奇的是，石碑上部雕刻了一幅母狼与人相交的画面，以叙说族源神话的

方式浓郁地体现了突厥民族气息;然而在石碑的下面，与雕刻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块龟形碑跌，与中原的墓碑形制简直一般无二。、无庸置疑，这明显是一块在汉文化影响下已较成熟的墓地碑刻。

    从布古特碑可以看出两个问题，一是至迟在佗钵可汗时代，突厥丧葬文化已经沾染到汉族文化的气息了。二是突厥丧葬风俗所受汉文化影响的层面还很狭窄，仅局限于其汗廷贵族之中。

    至于为何丧葬风俗的汉化最早从突厥贵族开始，笔者认为由两种原因造成。一种原因在于最早给突厥文化造成重大影响的是追随和亲公主深入突厥并落户漠北的中原王朝和亲者队伍。早在突厥立国时期，可汗土门因与柔然反目转而求婚于西魏，并得到许可。“(大统)十七年(公元551年)六月，

以魏长乐公主妻之”。沙钵略可汗在位时，又于大象二年(公元580年)请婚于北周，北周以赵王宇文招之女为千金公主，嫁于突厥。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七月，“隋安义公主出降染干(后为启民可汗)。安义公主卒后，开皇十九年十月，隋“复遣(长孙)成持节送义成公主以妻之”隋大业中，“突利年数岁，始毕遣领其东牙之兵，号泥步设。隋淮阳公主之北也，遂妻之，;频繁的公主和亲，使大批的汉人(包括汉化鲜卑人)以公主随从的身分深人突厥腹地，并随公主落户漠北，直接对突厥人施加影响。另一种原因在于最早到中原内地直接目睹和体验汉文化的也是突厥贵族。在突厥中衰并为隋王朝离间制服之后，启民可汗率部款塞而降，并带领大批贵族朝拜京师。这些部落、氏族酋帅在最为繁华的城市直接目睹到辉煌灿烂的中原文明，不由此羡慕之至，因此曾几次集体“上表请变服，袭冠带”，要求改行汉地风俗。尽管一些学者认为这种请求“不过是一种政治姿态，实行上是行不通的”，但是突厥贵族们钦慕华风、心尚汉化的事实是不可抹煞的。并且有充分的迹象表明，突厥的汉化已在进行，启民之请绝对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姿态，汉化之事也决非行不通。总之一句话，在双方文化交流之初，因以和亲、朝拜等为主渠道，能够较早受到汉文化影响的当然是突厥贵族。

    比此稍后一段时期，墓地立碑的汉文化因素以突厥民众的大量南下和流人汉地为契机而渗透到突厥一般民众中间。就在启民款塞请降的当时，其部众移居边塞，，并有不少流人汉地。由于直接面对汉地文明，突厥民众尤其流入汉地者便以更广的文化层面和更快的演进速度发生着汉化。近世在洛阳北郊的邝山发现了一块隋末突厥人碑铭，制于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死者名字叫澈，属于普通的百姓。岑仲勉先生为此感叹到:“突厥自开皇十九年(公元599年)启民可汗南来附塞以后，突厥人即源源人居内地，不十余年，邝洛地方便留下时代最早突厥人澈墓志铭，其感受汉化，不可谓不速。

    第二，墓起封堆，对汉文化进一步模仿阶段。这一阶段相当于隋末唐初东突厥汗国时期，随着隋政权急剧衰落，中原群雄遍起，天下一片大乱。这时候有大批大批的中原人为逃避战祸而纷纷涌人摸北，加上不少边地汉民在突厥的抄掠中被掳去为奴，他们很快充斥了突厥社会的各个阶层。其中有些书生士人跻身到统治阶层，在突厥倡导最力，影响最巨，对突厥社会汉化的促进作用尤其显著，以至形成“中国之礼，并在四夷”的现象。在此背景下，中原文化以更猛的势头涌人突厥。

    具体表现在丧葬风俗上，最为突出的一点是突厥人汉化的文化层面扩大了，从墓地树立碑刻、制作墓志铭，到葬穴之上加树封堆，呈现出进一步模仿的积极态势。

    1976-1982年苏蒙历史文化综合考察队对蒙古高原地区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详细调查，发现早期的突厥墓葬与地平齐，了无封树。(i1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新班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对新班域内突厥墓葬的几次调查也都描绘了这一特点，一般情况往往是石棺上口与地平齐，没有任何堆砌物，另外或用不规则的石头贴地面砌成直径5到9米的圆形石阵。总之在突厥传统风俗中，高树封堆的情形是没有的。然而到了后来，突厥葬穴的地面封树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

    大约在东突厥汗国领利可汗时代，突厥墓葬开始流行封树的做法。(册府元龟)卷125记述唐贞观初年太宗谈论颇利可汗必至亡国的事情，其中说到，“其俗死则焚之，今起坟墓，背其父祖之命，此可谓不敬鬼神也”。根据此条材料，不少学者认为这是突厥由火葬改行土葬的开始标志。笔者认为，

这条材料能否证明突厥有此葬法上的重大改革姑且不论，但当时突厥人从直观表面的层次吸收汉族文化以至模仿封树是完全可以办得到的。从这条材料还可证明，自领利可汗在位时起这种做法肯定已经十分流行了，不然这种现象何以为中原汉人所熟知?

    与此同时，在汉人大量北奔的情况下墓地碑铭文化应当进一步在更为广阔的突厥社会层面渗透和流行。据考古学界的实地考察可知，在蒙古高原深处的广阔区域，至今存在着大量无名氏的碑揭。尽管它们与汉地碑喝不尽相同，但是可以肯定这些碑码是大漠南北一般突厥民众进一步模仿汉族文化的结果。

    第三，改行土葬，汉化进人实质性阶段。这一阶段从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到甘露元年(公元679年)，相当于太宗、高宗二朝主要时期，大约有半个世纪之久。贞观四年东突厥被灭，东突厥之众除西北车鼻一部独立成国和某些部众可能归附九姓铁勒以外，其他基本上降人唐廷。这里面有领利所领的突厥主体约10万余人，有阿史那社尔等所率其它许多部落，数量甚巨，因此唐廷处之于河南之地，并大致在幽灵之间陆续设立二十四州以统辖之。在这半个世纪之中，突厥人在城塞内外与边州汉民交错分布，同时更大规模的突厥人作为大唐臣民探人到内地更为广阔的地区落户久居(当时长安突厥人多达数万户，在朝廷任五品以上武官者有百余人，达到了“殆与朝士相半”的程度)，直接处于民族大熔沪之中，因此汉化进一步加剧。例如在经济生活上，居住在北部边地的不少突厥民众改从农业生产，并已出现“增絮无乏，咸弃其毡裘，菠粟有余，靡资于狐兔”的盛况。

    具体在丧葬礼仪上，唐代中原人不再有类似唐太宗强调突厥人树立封堆是背离父祖之命的态度，而是常常出现突厥某某贵族死丧时因功劳显著而由朝廷踢令听允按突厥传统烧化的事情。尽管这些直观看来都是突厥人死后火化的事例，但从其侧面也说明了，既然当时将这些作为特例而记载，那么一般突厥人中理应已经改从汉俗流行土葬了。

    在这一阶段更为重要的是，突厥人对汉文化的理解不再停留在文化表面，而是开始向纵深发展。《太平御览》讲到突厥异部将领契花何力的一个故事:有次司稼卿梁孝仁请他参观刚刚竣工的蓬莱宫，指着院中栽种的白杨树说:“此木易长，三数年间，宫中可得荫映”，当时“何力一无所语，但诵古

诗:‘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意谓此是家间木，非宫中所宜种”，结果“孝仁逮令拔去，更树梧

桐”。能从文学作品到文化内涵对汉族葬俗作此精深的认识，可见突厥人对汉文化的理解已经颇为深刻了。

    笔者认为，突厥人附汉地的这5}年是突厥汉化过程中关键的一段时期。后东突厥国时代突厥人更深层次的汉化，都是因这半个世纪培育了充分的条件和契机才促成的。

    第四，陵园祠庙，文化内涵深层汉化阶段。这一阶段从后东突厥汗国之建立至败亡，相当于从唐武则天到玄宗在位前期。半个世纪的蕃汉杂居中汉文化的不断浸润和熏陶，使大量突厥人在很大程度上融于汉俗，甚至变得“夷表华心”。尽管突厥从甘露年间起突厥在政治上复又独立出去，但是突厥上下与中原文化的距离却继续拉近。后东突厥可汗经常派遣子弟人侍，或派酋帅贵族长居京师，而唐朝皇帝如玄宗等照样引其入仗，“并与之弓箭，供奉左右”，并无异族之顾忌。同时不少突厥人对中原文化的了解是精深细微的，著名的辅国谋臣教欲谷在其纪功碑中甚至自称身出于唐。因此，

这一时期，突厥风俗继续沿着汉化的方向演进。

    在丧葬风俗上，这一阶段突厥人汉化比较重要的进步是，第一，陵园建筑开始出现。考古调查表明，突厥人在墓地上建筑陵园的现象出现得很晚，基本都在后东突厥汗国时代，而且其设计基本沿袭中原帝王的皇陵。例如，领跌利施可汗的的陵墓为一长方台形，陵园也围成一长方形，东西中轴短，南北中轴长，地势坐北朝南，北部二层台上建有门朝南开的亭阁式陵庙，陵园四周围墙上并建有中原常见的防御性塔楼，总之从其结构布置到建筑风格都一如中原皇陵的再版。因此可见，突厥建筑陵园的习俗来自中原文化的影响。前苏联著名考古学家吉谢列夫院士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谈到西伯利亚和外贝加尔湖地区古代城市生活时就总结道:“当突厥人在这一地区活动的时期，中国人帮助他们建立了庙宇和陵墓上复杂的建筑物。第二，祠庙设计上充满华风。就史书和突厥文碑铭对朗特勤和毗伽可汗祠庙建筑情况的描绘来看，突厥人的祠庙一般是在庙中树立死者雕像，以供亲人平时祭莫行礼;祠庙四壁雕涂壁画描绘死者生前事迹尤其是冲锋陷阵的英雄壮举，以供后代缅怀学习。同时在祠庙内外，雕梁画栋，精做各种图绘。由于交流的加强，突厥人碑庙的设计制做者甚至土木材料都是来自汉地，例如阅特勤、毗伽可汗之碑庙乃至石人像都出于汉族工匠之手。这对突厥文化具有更为直接的影响作用。第三，最为重要的是，随着墓地陵园、祠庙等设计的汉化，突厥墓地祭祀方法由传统的向东改为汉式的向北。祭灵方向的这一重大变化至少要发生在后东突厥汗国灭亡之前，同样也是受汉文化熏陶而促成的。第四，碑铭文化继续发展。这主要表现在其装饰图案对汉文化内涵的流露。例如在后东突厥汗国时代，以朗特勤碑为代表，不但流行以山羊代替了突厥人传统的母狼形象，而且曾经纯粹是中原汉文化核心事象的龟、龙图案也在这里表现出来。

    第五，融人中原，突厥本部完全汉化阶段。从后东突厥汗国末期时起，由于国内变乱迭起，社会动荡不安，众多的部落流散于外，其中以阿史那和阿史德为主很大一部分南下归唐，例如，天宝元年，有“西杀妻子、默吸之孙勃德支特勤、毗伽可汗女大洛公主、伊然可汗小妻、余塞甸、登利可许

女余灿公主及阿布思、阿史德等部落五千余帐，并驼马牛羊二十余万，款塞归朝”。在安史之乱中，朔方灵夏一带曾被叛军鼓动欲叛又附的突厥部落不下五十余万人。西突厥更早发生了这种情况。从武周时起这一地区开始遭到东突厥的侵蚀，并受到来自阿拉伯和吐蕃两方面的压力，西突厥部众被迫相继流散。其中突厥异姓(即黑突厥)大量西迁，而突厥本部则主要流人中原。史载，“西突厥十姓自垂拱(公元685一一689年)以来，为东突厥所侵掠，散亡略尽，(长安三年即公元703年，)继往绝可汗解瑟罗收其余众，人居内地”，这一部分约有六、七万人。到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三月，十姓部落左厢五咄六嚷、右厢五攀失毕俊斤，各率其众。自(东)突厥来奔”。这些流向汉地的突厥人或世居塞下，或进人内地，此后基本上融于汉族之中。

    有必要专门讨论一下地域广大的突厥西部地区。首先可以明确的一点是，这里突厥人丧葬风俗的汉化比东部地区要早得多。自汉代时起西域就为中原王朝所经营，汉族文化随着大量的汉族官吏、士兵和相关屯田人员的流人而源源不断地渗透进来。经过长达一、两千年的不断浸润，加上某些世代滞留的汉人群体(如高昌)的直接影响，西域积淀了十分深厚的汉文化因素。例如，早在突厥人进人之前，西域就有土葬的流行。另一方面，西突厥与中原政权之间在很早就有着比东突厥更为密切的关系。阿史那大奈、泥厥处罗汗在隋时已内附并长居中原，为隋唐两个政权所亲重，后来李唐经通过一

系列战争于高宗时彻底平定西域，在西突厥本部地区设置了6个都督府，由昆陵、蒙池二都护府统辖之，武周时更统一到北庭都护府下进行管理。在较长时期内，唐廷对西突厥地区不但进行有效的行政管理，而且大量遣派屯民、僧商，设立教育机构，传播汉化经典，至使西突厥大受熏染。

象出于哥舒部的著名蕃将哥舒翰，就自幼熟读儒家经典，并对汉文化洞悉颇深。

    在丧葬风俗中，西突厥墓地土葬的深刻变化要早于墓起封堆，而据考古工作者的论证，在西突厥经过石棺土葬、土穴土葬几个阶段过渡到墓起封堆的时代，才刚好到隋末唐初之际。〔’“]这比东突厥颇利可汗改行封树以及后来实行土葬都要早。另一方面，西突厥地区在同一家族成员坟墓位置的排列上也很早就摒弃了传统上比较散乱和随便的现象，而在中原先进文化的影响下按成员们在家族中的血缘、地位严格排列。以上这些都说明了早期西突厥地区汉化比东突厥要领先许多。

    其次一点是，在突厥本部基本融于中原地区的同时，大量的异姓部落则逐渐走上伊斯兰化的道路。这与唐朝中后期阿拉伯势力在西域影响逐渐占了优势密切相关。具体表现在丧葬风俗上，就是至迟在公元14世纪，不但突厥传统上的石人、石棺最终消失，而且由于对伊斯兰教的信仰而逐步流行

尸布裹身等习俗了。不过，从后来这些突厥异姓部落丧葬习俗总的情况看，树立杀人石(如花刺子模和不耶里等国家和地区)以及类似婆面性质之抓脸哭祭(如南、北疆地区)等习俗还大量保留着，说明这种伊斯兰化并不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