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水思源:中国乡村葬礼中的道义、地位及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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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7-03-07 10:41:11 点击数：
“在旧社会，普通老百姓支付不起完成一次葬礼所需的费用，只好将装有亲戚尸骨的坛子放在祠堂里。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切都乱糟糟的，一些顽皮的小孩就将装有尸骨的瓦罐扔到了河里……我与房东宋玲(Songling)以及她的都居爱华(Aihua)坐在宋玲家的客厅里喝茶，爱华是当地的干部，也
是一名共产党员。我们一直在讨论旧社会、毛泽东时代及目前的丧葬仪式。在中国南方的丧葬仪式中，在死者首次埋葬数年之后，人们将死者的骨头挖起来，然后装进一个大的瓦罐里重新埋葬。①宋玲和爱华正在设法解释为什么能在流经月影塘(Moonshadow Pond)村的河岸边发现那么多装有尸骨的瓦罐。在与宋玲和爱华讨论完此事后几天，我再次问起爱华有关被抛弃的装有尸骨的坛子一事。她告诉我说:‘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当时我的儿子还是顽皮的小孩，与小伙伴一起到河边玩耍，砸碎了其中的一些装有尸骨的坛子。有一个邻居跑回来告诉我此事，我赶紧拿了纸钱和香烛跑到河边。
我向祖先祈求饶怒我的儿子.因为他还是小孩.完全不懂事。后来，我们找到了装有祖先(我老公的祖母和父亲)尸骨的坛子，大约六年前，我们将这些坛坛罐罐妥善地安葬了。”’(访谈时间:1996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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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对于服丧及对死者的照料与纪念，没人会争辩这些事情的重要性。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切旧的礼俗与文化都要被砸得粉碎。就算如此，身为共产党员的爱华也还是要请求祖先饶恕自己，并且要向祖先的亡灵点上香烛祭拜。
本文将探讨20世纪90年代后期月影塘村民的丧葬习俗，分析丧葬在村民生活中的角色，以及月影塘的人对丧葬习俗的理解。笔者在1995-19%年间对月影塘开展田野调查，1997年夏季再次回访月影塘。月影塘村位于广东省东北部的梅县郊区，有八百多个居民。村民们认为大家都来自同一个祖先，是在明代末年迁来月影塘的。月影塘的居民都是客家人，这是一个分散在中国南方多个省份的族群，他们有独特的文化和语言，尤其是在广东境内的客家人更是如此。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被看作汉族的支系，而非少数民族。
本文对于月影塘丧葬习俗的调查，将在更大的范围内联系对中国丧葬仪式的研究。在这方面，笔者将主要关注中国葬礼分析中常见的二分法:其一，对丧葬仪式中历史连续性的关注，及其变迁与传统的再造，特别是毛泽东时代改变或重新产生的行为;其二，强调葬礼的传统做法与主张加人外
行术语的灵活变通者之间的对立，这种不一致主要体现在葬礼本身的程序及展演，是否最终要比某些特殊的观念或动机更加重要，对于服丧者而言，这些观念可能是葬礼的基础—尤其是在那些将葬礼看作活人身份象征的地方，主要强调葬礼是表达活人对死者的道德债务。
在讨论这样一个更宏大的主题之前，需要首先谈一谈月影塘。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与农村土地包产到户之后，月影塘与中国其它地方一样，其经济、社会与文化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20世纪50年代早期到70年代末期，农业是经济的支柱，各家各户共同耕作。现在，月影
塘大部分居民都利用了政府分给的土地，种植稻谷和蔬菜，但是家庭成员还要依赖打工或做小买卖补贴家用。如果单纯依靠种地，没有办法支付小孩上学、看病和建新房的费用。
月影塘村的许多年轻人为了挣钱，都去了大城市，比如深圳与广州，这些城市距离村子几百英里，他们在城市里从事工人、厨师或司机等职业，挣到钱以后寄钱回家。其他村民在附近修筑公路或搞建筑，栽种蔬菜或养鱼，或者开一家小店。还有少数一些村民在县城的政府部门任职，或在村里办
的小企业里做事，另外，村子里还有一位医生，一家专跑运输，以及一家专门制作宗教祭祀用的物品。
随着经济的改革，政府对地方文化的控制逐渐松动。结果是人们在操办生命仪式与季节性礼仪时，开始不惜重金并煞费苦心，其中，葬礼最为典型。但是，我们若只把这些丧葬礼仪看作传统仪式的复制或复兴，又能够在多大的程度加以理解呢?有些分析人士认为这绝不仅仅是传统的复兴。他们
认为由于只是有保留地恢复了旧的元素，传统仪式的原初意义已经失去。这种含义可以“回收利用”到新的组合中[m
当然，仪式绝不仅仅是博物馆里的珍藏品。但是，正如我所希望表达的那样，月影塘的葬礼的确反映了中国悠久历史的幅度及主题。同时，这些历时久远的主题利用了当代鲜活的材料，包括新的阶层关系和变化的性别角色。还有社区成员的生活经历，不仅揭示当今时代的社区成员关系的本质，
而且包括毛泽东时代与国民党时代(今后，下面在行文中将统一使用改革时代④指称现在)。同样，如果把仪式最核心的部分仅仅看作传统的复兴或完全的发明，都会使复兴与发明之间的关系搞乱。甚至虚构传统t2}也必须利用现有的文化素材，而传统的复兴必然成为正在推进的社会关系与文化内涵
的一部分。
然而，本文试图说明尽管中国乡村葬礼有其延续性与变迁，却仍然存在一套内在的价值观和动机。本文借用他所使用过的词汇“包含”来说明丧葬仪式，杜蒙认为所有的文化体系都包含多组二元对立的矛盾，但是，最终一定的价值观可以包含其它的价值观。他说:“每当一个概念获得重要性时，
他就可以包含与它对立的概念。杜蒙使用了几个事例来加以说明，“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对亚当·斯密来说，商品包含服务，工作包含交换;对马克思来说，生产包含了消费，采用的正是这种方式。对杜蒙而言，这种包含也可以用于等级制度。服务虽然有别于商品，但它是商品的一种形式。一方
面，消费与生产相对立，但在更广的范围内来看，却又可以把消费归人生产之中。同样，商品与生产表面上是对立的，但却是统一的一对概念。
在月影塘村，道义债务的记忆就包含了动机与价值观。在葬礼中究竟采用中国传统的宗教仪式，还是采用社会主义国家的世俗仪式，前者是目前最流行的选择，后者是毛泽东时代唯一允许的选择;月影塘村的居民把葬礼视为这种道义债务的表达。本文认为，月影塘村民看重的是葬礼背后的动
机，而不是葬礼本身的过程。这不是说葬礼过程毫不相关。村民经常会认为葬礼的“展示”与得体的程序，需要由社区居民对身份的强烈渴望来推动，但是这种身份恰恰可以给送葬者带来好处，因为葬礼办得越精彩，就越能说明服丧者的孝道。服丧者不仅仅是在用正确的方式做正确的事情，而且是在记住那些永远也不可能完全偿还的人情债。
本文试图说明，道义债务可以包含中国人丧葬仪式的其它方面，即使按照其它标准来看它们往往是对立的。月影塘村民所说的“良心”或对内在化道德的记忆，已经包含在中国人葬礼的各个方面。
接下来，本文将分别讨论晚近中华帝国、国民党和共产党时期，村民举办葬礼的方式，然后简单概括月影塘的丧葬仪式。笔者将这些葬礼与中国悠久的文化联系起来—中国人关注自己的社会地位、不忘道义又注重礼尚往来。在毛泽东时代与现今的改革年代，葬礼如何变化?月影塘村民目前接收的偏差有多大?笔者认为，村民内化的价值观，能够最终体现在他们对葬礼各个环节的理解上。
本文写作的基础是田野调查与参与观察，因此主要关注月影塘村民自身的地方实践。然而，如果不讨论汉族的葬礼仪式，就可能会忽视国家对丧葬仪式的影响。在毛泽东时代，国家试图剧烈地改变村民的仪式行为，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国家政权就想调解地方的仪式。尽管有学者认为帝国时期国
家对民间仪式的控制程度，总体上不如毛泽东时代，但几千年的封建帝国一直在规定哪些才是可接受的仪式行为。民国政府也曾努力通过规定可接受仪式的程序，以及反对民间宗教问，保持国家政权“在地方社区的存在”。
在笔者检阅的历史与民族志资料中，必然要考虑党与国家的作用。尽管多年来国家对于仪式外在表现形式的转变起了作用，但是村民对于丧葬仪式的理解，所依赖的文化范畴却具有很大的连续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