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当代变迁与传承正发生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之中。城市化与工业化、现代化密切相关，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文化、日常生活变革，也是促进经济、社会、文化、日常生活变革的重要动力。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清明节何以变，何以不变，何以能够保持传承的活力?在笔者看来，坚守与调适，正是关键所在。

                                               上海公墓上海墓地太仓公墓浏河公墓浏家港陵塔皇家陵园

    (一)对节日名称的坚守

    清明节是其在唐代形成之时就有的节日名称，并出现在官方文件中，如《{毋府元龟》载:“(大历)十三年诏:‘自今己后，寒食通清明体假五日。”’②后来虽然有过扫墓节、踏青节、聪明节、鬼节、柳节或三月节等别名，但“清明”这一专名从未失去。2015年12月10日在百度上以上述节名为关键词分别搜索，查得“清明节”的相关结果约15} 900， 000个，其次为踏青节，约1}510， 000个，再次为扫墓节，约194， 000个。这样的数据当可以表明，``a青明节”仍是当今最被认可、最广为人知的节日名称，同时它也是官方认可的节日名称。无论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由文化部确定并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还是在((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中，所使用的都是“清明节”。对节日名称的坚守，是对节日本身的认同。

    (二)对感恩孝亲、慎终追远价值观念的坚守与调适

    百善孝为先“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夫孝，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也。”③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汉代以降，将孝视为天地人所应遵循的道德原则与根本，重视孝的价值。尽管关于孝的具体所指有不同看法，但在农业宗法社会，生养、死葬、亡祭是孝的基本内容，即孔子所谓“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不仅主张慎终，感念父母的恩德，办好父母的丧事，祭祀父母的亡灵，而且要追远，对远代祖先也要虔诚地祭祀，并充分肯定慎终追远的道德教化养成价值，所谓‘镇终追远，民德归厚矣’，④。对于这一主流价值观念，社会上不仅有《孝经》《二十四孝》等专门阐释弘扬孝道的书籍和故事，更有一整套制度安排，比如以孝治天下的治国方略、官吏遭逢父母丧事须停职守制的丁忧制度、宗庙祠堂之设以及完善的定时祭祀制度等等，对其加以维护。但进入近代以来，传统伦理道德饱受一些人的质疑和鞭挞，孝道亦在被攻击之列，家族崩解，祠堂倒塌，定期祭祀制度亦受到贬抑。不过，尽管如此，感恩孝亲、慎终追远的价值观念在民间并没有失去根基，仍然居于主流地位。这可以从近年来每到清明、中元、十月一、冬至等传统祭祖时间都有大量民众参与其中看得十分清楚。如果说民众用自己的身体实践在坚守着感恩孝亲、慎终追远的价值观念，那么国家则用政策行动表明自己的坚守态度《中央宣传部、中央精神文明办公室、教育部、民政部、文化部关于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意见》中明确提出:“清明节期间，要突出纪念先人、缅怀先烈的主题，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革命传统，慎终追远，珍惜幸福生活。”⑤

    中国传统社会是农业宗法社会，城市化进程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感恩孝亲、慎终追远价值观念仍然得到延传，这源于这种价值观念反映了中国历史文脉中人的根本需要，即对于认同、归属的需要。这种需要不因时代变化而消失。事实上，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认同、归属需要变得更加迫切。

    J决速城市化使大量人口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到陌生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从而造成其与原有身份的断裂，与原有生活环境的断裂，与原有人际关系的断裂，与原有文化传统的断裂，从而产生强烈的漂泊感和孤独感。在城市中工作却没有市民身份和待遇的农民工更是如此。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目前农民工的总量仍在继续增加，2014年为27395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即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外从业的农民工)16821万人，举家外出的则只有3578万人。①农民工普遍收入低，工作强度大，生活条件差，社会保障不充分，又多只身在外，在城市中有强烈的被排斥感和无归属感。城市中倍感孤独的人们比乡村中生活的人们更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当然，感恩孝亲、慎终追远的核心价值观念在当下得到坚守的同时，也发生了从一家之亲、一族之祖向人文祖先、民族祖先、革命先烈乃至陌生人的调适与扩展。这种坚守、调适与扩展，适应了现代社会的需求，成为清明节如其所是的观念基础和关键所在。

    在传统农村宗法社会，个人身份主要在家族中获得，因此感恩孝亲、‘滇终追远主要基于血缘关系，清明祭祀的对象主要是具有血缘关系的逝者。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民族国家的兴起，家族在很大程度上解体，个人首先在家庭中获得身份，同时，他也具有了民族身份、国民身份和文化身份，因而有了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感恩孝亲、慎终追远所针对的，就不再仅仅是基于血缘关系的父母祖先，也包括给予自己文化身份、民族身份的人文祖先、民族祖先，包括缔造了国家因而给予自己国民身份的革命先烈。此外，城市化亦将许多人从熟人社会抛入陌生人社会，如何与陌生人打交道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课题，人们逐渐建立在各种情境下处理与陌生人关系的规则，包括如何对待陌生人的死亡问题。当代的感恩孝亲、慎终追远亦包含了对陌生人生命的更多尊重，对死难者的更多同情。

    (三)对清明节期的坚守与调适

    节期是节日的结构性要素之一，对于节日的存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清明节是在农历二十四节气清明基础上形成的民俗节日，清明节气作为清明节的标志性时间，自唐代以来未曾变化，当今正在行用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清明节“放假1天”，时间是“农历清明当日”，表明了官方对清明节期传统的肯定与坚守。在民间，人们也是更加重视“正日子”。不过，正如前面己述，民间清明节并不局限于清明节气日，而是一段时间。至于这一段有多长，传统社会常常因地而异，但如今清明节期在更大范围内趋于同一，并与放假制度密切相关，这是城市化的一个结果。

    城市化意味着大量人口从从事农业生产到从事非农生产的改变。农业社会中，节日是人们的，由于农业生产讲究的只是不误农时，对时间的管理不必过于精细，个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较多，因此节期往往较长。而一旦进入城，从事非农业生产，人们就进入就业组织严格的时间管理制度之中。在这里，钟表发挥着重要的计时作用，时间被精准地分为工作时间和体息体假时间，假日取代节日成为生活的基本框架。人们己失去了自由过节的时间。过节不得不依赖于放假，节期的长短基本等同于假期的长短。2008年之后，清明节有了一天的法定假期，在实际操作中，又往往形成一个长达三天的小长假，这就为过节提供了必要的时间保障，但也限定了人们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为了充分利用放假之便，也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人们总是尽可能地调整自己的行动时间，使其处于假期之中。现实生活中，也有不少人选择在清明节前的周末时间扫墓，这同样是对城市化的一种应对。

    (四)对清明习俗活动的坚守与调适

    节日是具有集体性的民俗事象，但是对于具体的人而言，过节都是生活事件，在那个被称为节日的时间里，一个人做什么，不做什么，如何做，其实都是在特定生活情境中综合考虑、多方权衡后的选择，在其背后起作用的是个人的需求、偏好以及关于各种事情轻重缓急的价值判断。在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中，清明节的传统习俗面临着不同的态度。有的被视为不可替代，不能缺少，因此人们想方设法克服种种困难，利用各种可能的条件去实践它;有的被认为可有可无，无关紧要，因而做与不做均在两可之间;有的被视为与己无关，可以束之高阁，于是人们将其忽视或者抛弃;有的被视为落后、迷信，于是人们不仅自己抛弃不做，亦不希望别人去做。当然，亦有一些新的活动在新的需求中产生。

    在感恩孝亲、慎终追远仍为主流价值观，人们仍然需要仪式建立、强化各方面认同感和归属，作为清明节传统习俗中的一种，祭扫被视为最重要需要坚守的事情。然而，快速的城市化意味着大量人口从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的快速转移与集聚，这势必造成他们远离故乡家园，远离祖先的亲人墓地。为了清明节期间能够祭扫，很多人暂时离开城市返回故乡，由此清明节期间出现了类似于春节期间出现的短期大规模移民现象。但是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比如没有充足的时间、难以负担往返的交通费用、身体状况欠佳等等，并非所有在外的人都能跨越与墓地的空间距离。一方面是要为先人祭扫的强烈需求，一方面是现实条件对需求满足的各种限制，二者之间就形成了巨大的张力，这种张力成为人们调整自身行为并引发清明节当前之变的重要因素。无论路祭、网祭、代祭、蓝色公祭等祭扫方式的出现，还是在家的女性突破禁忌代替在外的男性成为扫墓的主角，均与此有关。它们都是亲到墓地祭扫的习俗无法在现实条件下得以践行的替代措施。借助科技的发展，人们调整了祭扫的方式，却也因此坚守了祭扫的传统。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调适中，人们仍然对传统有所坚守。这些新的祭扫方式或者本身就与过去的某些做法一脉相承，或者在多个方面有意无意地保持着与过去的同一性。比如路祭，就与古代的望祭一脉相承《广雅·释天》云:“望者，遥祭之名。”望祭是遥望而祭。古代社会，尽管人的流动性较低，但因为战乱、仕进、经商、游学等而背井离乡的现象也不鲜见，遇到扫墓时节，便采用望祭的方式，如柳宗元说:“近世礼重拜扫，今己闲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则北向长号，以首顿地。”①宋代庄绰《鸡肋篇》记载:“寒食上家，……其去乡里者，皆登山望祭。裂帛于空中，谓之擎钱。”又在近代四川渠县，“上家期间，凡侨居异地，离祖墓较远者，特备褚帛，就近邻丛葬处望风祭，名为‘野祭”’②。路祭与望祭的差别或在于祭的地点有所不同，仪式有所不同，但其内在的精神并无二致，甚至地点的选择也都讲究空旷通达、便于同遥远的亲人沟通之处。而网祭，虽然将祭祀行为从线下搬到线上，从真实空间发展到虚拟空间，但是在祭祀场所的布置、祭祀用品的使用、祭祀环节的安排等方面，网祭甚至比墓祭更加系统与完整。

    城市化还意味着葬法的改变。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提供葬身之所一般是家族的义务，死者多“入土为安”，遗体埋葬在家族墓地，自唐代以来，清明扫墓之俗盛行，各地形成颇具地方性但均与土葬相适应的祭扫仪式。而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土地资源的稀缺与城市中密集的人口使得传统社会处理遗体的方式发生很大变化，国家从节约殡葬用地、革除丧葬陋俗的角度大力提倡殡葬改革，主张积极地、有步骤地实行火葬，改革土葬，并切实取得了效果。根据民政部2006年发表的《中国殡葬改革50年可圈可点》一文，50年来，全国共平掉耕地内和铁道、公路两侧等地的旧坟墓1亿多个，从1978年到2005年，火化遗体6727.   1万具，2005年全年火化遗体450.  2万具，火化率达53%。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创新和发展了多种多样的不占或少占土地的骨灰处理方式，普遍建立了骨灰堂、墙、廊、塔、楼、亭等设施寄存骨灰。同时，骨灰撒海、树葬、草坪葬、鲜花葬、壁葬、吹灰葬、深埋不留标记等生态葬法为越来越多的群众所接受。”根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经营性公墓有1731个，农村公益性墓地有23万个(包括骨灰堂和遗体墓地)。①显而易见，扫墓仪式与遗体处理方法和葬法关系密切。面对新的葬法，为了表达对逝者的敬意和缅怀，人们就不得不对祭扫仪式进行调适。比如在土葬方式下，添坟是清明扫墓仪式的重要环节，但在新的遗体处理方法和葬法中，己无坟可添;人们于是纷纷擦拭骨灰盒或墓碑，这也便成为重要的仪式环节。

    饮食活动与娱乐活动都曾经是清明节传统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过去，它们对于人们的生。笔者的母亲曾经说:“清明时节青黄不接，过去能够在这时候喝碗菠菜汤、吃个鸡蛋和多打，己是难得。”如今物质丰裕，这些能在过去令人期盼的饮食不再令人期盼，饮食所包含的祈生祈丰的诉求也在城市化中失去意义。至于清明节的娱乐活动，在当前娱乐方式极为丰富的情况下，也变得可有可无。对这部分习俗，大部分人采取了无所谓的态度。

    清明节曾有丰富的农事习俗活动，它们附着于农业生产之上，或者是在精神层面和现实层面助力农业丰收的关键技术，或者是对农业丰收的美好祈愿。然而城市化己大大减少了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对于从事非农产业的人而言，这些农事习俗己没有实质意义，他们用忽视或丢弃来对待这类习俗。而忽视或丢弃也是一种调适。

    调适还包括对与传统习俗活动的批判与禁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深，科技水平的进步，一些与信仰有关清明节俗不仅受到理性的批判成为“迷信，“陋俗”，而且被认为是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原因。这里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烧纸钱。烧纸钱本来是清明节产生时就有的习俗活动，如今则被认为“具有噪声扰民、污染环境、树木减少、还带来火灾隐患、纸灰清理麻烦等不利因素，与越来、越来越讲求文明的时代精神不合拍”。②对于这样的不文明方式，一部分人对其口诛笔伐，必除之而后快，并寻找出可以替代它的“文明祭奠方式”，如献花、植树、朗诵、折纸船、“天堂信箱”等。

    最后，调适也包括在传统节日里有意识增加新的活动以适应环境的变化和新的需求。比如近年来佛、道等宗教团体也开始在庙宇寺观中为一般民众设置安放先人骨灰皂位的场所，并受到大量市民的欢迎和支持，为满足市民清明祭祖的需求，同时也为增强自己的影响力，宗教团体发明了定期举办超度亡魂的清明思亲法会的办法并加以推广，由此“传统清明祭祖的仪式空间由户外转向室内，参与仪式的主体由个体家庭转为群体，仪式目的从传统的思亲报恩扩大到了具有公益性质的慈善事业”，成为了适应现代城市社会的节日活动。③又如近来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渐成文化自觉，为了更好地发挥传统节日在弘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方面的重要作用，国家颁布政策，要求“适应群众的审美情趣、接受能力和心理特点，立足群众乐于参与和便于参与，不断创造新鲜多样的节庆活动方式，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彰显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自觉中，多个地方节会和多种节庆文化活动(包括以“我们的节日”为主题的系列活动)才经由精心的策划组织而兴办起来，从而成为当代传统节日生活中不能忽视的风景。依托清明节的地方节会和多种节庆活动，正是这其中的一部分内容。

    城市化进程中的清明节，是一项变化了的传统。美国学者希尔斯曾说:“传统发生变迁是因为它们所属的环境起了变化。传统为了生存下来，就必须适应它们在其中运作，并依据其进行导向的那些环境”。④但传统自身不会变。传统的主体是人，传统是被人改变的，是在环境发生变迁情况下人在定情境中对于传统加以选择的结果，是对传统采取坚守和调适(包括调整、抛弃、代替或增添)的态度和行动的结果。当下清明节以其所是的面貌存在，正源于其文化持有者当下的坚守与调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