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上述的讨论，笔者试图讨论两方而的内容。首先是仪式作为一个复杂而综合的“场”，所能传播的信息与内容;其次是仪式上不同类型的传播现象以及它们具有的特点和功能，以及如何从仪式层而上去理解传播过程。上海墓地太仓公墓浏家港陵园

    更进一步，文化化的传播观与植入了传播形态的仪式观结合起来时，有更为宽广的探讨空间和可能性。王铭铭在《传媒时代与社会人类学》一文中提及，传媒时代的来临，对传统的人类学研究是一个不小的冲击，习惯了在隔离的时空坐落中探讨文化本质的人类学者，需要顺应时代并进行转型。

    “传媒文化研究者所而对的问题，是如何在其研究中引进生活方式的概念，视传媒文化为现代生活方式的一部分;社会人类学者所而对的问题，是如何在生活方式的体验和分析中包容传媒的成分。人类学者最终的关注点在于“文化”，而传播学者们在经历了反思之后，最终也将关注点落在了“文化”。对传播学者来说，探讨文化的意义与本质的人类学为他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和路径，同样，对于人类学学者来说，在信息化、全球化、多元化，通讯以及传媒影响文化类型、影响世界格局的大背景之下，传播学的观点和研究方法也同样值得深入了解并加以借鉴。这也许是一种人类学和传播学都应提倡的“共享”之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