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新兴力量要想顺利发展，需要引起上层统治者的注意。密法要想在李唐王朝得到传播，当然离不开皇帝的支持，密宗恰恰在此找到了切入点。首先，密宗的“四恩说”与唐玄宗提倡的崇敬父母的思路相契合。密宗的“四恩说”包括父母之恩、国王之恩、众生之恩与三宝之恩。这与儒家思想正好合拍。儒家思想宣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臣者要尽忠，为子者要尽孝，是天经地义的事。玄宗本人尤其注意孝的教化。在他登基第二年就发布一篇情词恳切的救令，“夫孝者，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故自天子下至庶人，资于敬爱，以事父母。所谓冠五孝之表，称百行之先，如有不由，其何以训?如闻道士、女冠、僧、尼等有不拜父母之礼，联用思之，茫然阁识。且道释之教，盖惩恶而劝善;父子之仪，岂缘情而易制，安有同人代而离枯恃哉?哀哀父母，生我劳瘁，故六亲有不和之戒，十号有报恩之旨。此义穷源而启宗极也。今若为子而忘其生，傲亲而询于末，日背礼而强名于教，伤于教则不可行，行教而不废于礼，合于礼则无不遂，二亲与二教，复何异焉。自今以后，道士、女冠、僧、尼等，并令拜父母，丧纪变除，亦依月数。庶能正比颓弊，用明典则。周亏爱敬之风，自叶真仙之意。”不可否认，佛教被排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与儒家在孝道问题上的分歧，佛教的脱发、离家、弃母妻儿于不顾被认为是大不孝。能否解决这一分歧也是决定佛教能否与中国社会相融合的一个重要方面。虽然佛教对这个问题一再进行妥协，但是密宗能主动提出要报父母之恩，无疑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这一主要的冲突。
另外，每一个中央集权的统治者都希望集各种权力于一身，使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成为现实，把自己的权力扩展到国土的每一个角落。玄宗朝正值国运昌盛，国泰民安，拥有侠快中华，唯我独尊的王者风范。在他刚登上王位的时候，就曾宣布“联承累圣之洪休，荷重光之积庆。昔因多难，内属构屯，宝位深坠地之忧，神器有缀旎之俱。事殷家国，义感神抵，吟啸风云，龚行雷电，致君亲于尧舜，济黔首于休和。”密宗提出的要报国王之恩的思想，无疑增强了玄宗皇帝以王者之尊的自豪感。对顺从者，从心理上会凭添好感。况且统治对宗教多“采取一种神道设教，为我所用的态度。他们支持、宣传佛教，与其说是因为宗教需要，不如说是出于政治目的，与其说是为了弘扬佛法，勿宁说是为了维持自身的统治。”因为“开元三大士”所行的法术，其服务离不开皇权国家， 《仁王经》用佛的名义说，“我以是经付嘱国王，不付嘱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所以者何?无王威力，不能建立。”唐代宗作序则言:“其镇乾坤，遏寇虐，和风雨，着星辰，与物无为，又人艰止，不用般若其能已乎?”这不再是单纯依附皇权，而是从佛教经典的角度为宗教与政治之间链接起了合法的桥梁。这样看来“密教与政治的结合，比佛教任何一个教派都要直接而密切。”
同时玄宗在内道场设立曼陀罗，请善无畏，不空为他灌顶受弟子礼，也正在于密宗可以提供便利，解除困难，密宗的“即身成佛”说还有助于实现人间帝王既可以纵情声色犬马，又可以达到成佛的理想。
密宗中有“五佛”、“五智”说，“主要是讲密宗行者靠念咒，通过建立曼陀罗道场就有可能达到‘即身成佛’的境界，再加上五禅那佛(大日如来、阿者、宝生、不空成就、阿弥陀佛)，五种智慧(法界体性智、大圆镜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如果有了这五种智慧，虽食肉，饮酒，作男女之事也能达到菩提。……五智这个概念在金刚乘教义之中成了密宗使者成佛的精神要素，并认为具有种种‘灵妙’‘神变’的作用。”①由不空所撰《金刚顶瑜伽十八会指归》中第十五会名《秘密集会瑜伽》，于秘密处说，号般若波罗蜜宫，此经中说教法坛，印契，真言，住禁戒，以世间贪染相应语，说世间贪染即是出世间清净，以染净无相状故，方便引入不敷出佛道，成大利益，从此广说实相三摩地。第十六会名《无二平等瑜伽》，于法界功说，此经说生成与涅架，世间与出世间，自与他，平等无二，动心举目，声香味触，杂染思虑等情欲与真如法性等同起来，把有欲世间与无欲境界相混淆。这就模糊了行世俗之事与修清净之法的界限，从而为世俗君王提供了便利。并且，佛教为了吸引君主信佛，对佛法的最根本的五戒(盗戒，杀戒，淫戒，妄语戒，饮酒戒)也做了含义上的改变。“帝王之事佛，当在心体恭心顺，显畅三宝，不为暴虐，不害无辜。至于凶愚无赖，非化所迁。有罪不得不杀，有恶不得不刑。但当杀可杀，刑可刑耳。若暴虐态意，杀害非罪，虽复倾财事，法无解殃祸。”②这种意义上的改变还可见于《景德传灯录》中的元硅禅师传中，不淫，不是禁止娶亲，而是谓无罗欲也:不盗，不是只是说禁止偷盗，而是谓飨而福淫，不供而祸善也;不杀，不是让人放弃权力，而是谓有滥误疑混:不妄，不仅只表现为正直，而是谓先后不合天心也。这种种改造，都只是为了向世俗社会靠拢，缩短世间与出世间的距离，缩短佛法与世俗之法的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