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伦理对于孝亲非常重视，中国佛教的经、律、论中不乏对孝的论述，这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的两千多年里，不断适应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民间宗教信仰等，特别是与儒家孝道伦理进行调和、会通的结果。归纳起来，中国佛教的孝道思想有两大来源，一是印度佛典中有关劝孝的经典依据，二是中国佛教界人士、佛教学者依据中国儒家经典中的有关论述，融合儒佛两家的孝道思想所撰写的经典著述。中南大学的刘立夫教授认为，中国佛教是以会通的形式、以我为主来完成其孝道伦理思想的建构的。本人倾向于赞同这种观点。纵观佛教伦理发展史，不难发现，“面对中国本土儒、道二家的责难和攻击，中国古代佛教思想家们着力寻找儒、佛两家伦理道德的契合点，根据不同时代的社会发展要求，在各个历史时期通过对含有孝的观念和内容的佛教经典的翻译和注疏，以及借佛之名撰写富含孝道思想的经典著作，对佛教孝道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论述和扩充，构筑了具有中国佛教特色的孝道伦理思想体系。”
关于孝亲报恩的思想，佛教原典中本来就有大量的记载。如:《孝子报恩经》、《孝子郑经》、《父母恩难报经》、《尸伽罗越六方拜经》、《四十二章经》、《佛升切利天为母说法经》、《孟兰盆经》、《梵网经》、《佛说孝子经》、《无量寿经》、《增一阿含经》、《善生子经》等。另外，根据佛典的精神，在弘扬佛法的前提下，历代的佛教高僧，对儒、佛二家的孝道观念做了最大限度的调和与会通。其代表人物有汉牟子，晋孙绰、慧远，唐法琳、善导、宗密，宋契篙，元智旭，等等。其中，对孝亲观的讨论主要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明确佛教的立场，强调佛教的孝论要比儒家的孝论完备的多，这以唐代宗密为代表;另一种更倾向于以儒学的立场来讨论佛教的孝，这以北宋契篙为代表。按照南京大学王月清教授的观点，进入宋代以后，三教融合，佛教的中国化具体的表现为佛教伦理的儒学化、世俗化，世俗生活成为佛教关注的重要内容，佛门注重以布道弘法劝诫世俗，扶世助化。中国佛教孝亲观的系统化即完成于此时，且以契r}的《孝论》为标志，契篙以一个受熏于儒学的禅僧的眼光去以佛言孝、劝佛行孝、助世行孝，不仅给佛教伦理，而且给儒家伦理的孝亲观开拓了更大的教化市场。南京大学哲学系的方友金认为:契青在继承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戒孝合一的思想。其戒孝合一的思想是契篙儒释一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对中国佛教的独特贡献。笔者认为，契禽的戒孝合一思想是其整个孝亲观的理论基石，是其“笃孝不若修戒”之孝行观的内在依据，也是其儒佛一致思想的立足点，因而值得仔细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