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首先将举一个关于“可视性政体”的例子，以此表明我指的是什么。从我们今天称之为“中国”的文明中心建立第一个统一的帝国—也即从中原的多个王国统一为一个帝国以来，皇帝及其名字对于其臣民而言就是一个禁忌，只有那些被严格挑选出来的人才被允许与皇帝共处。在京城的祭坛和神庙，每年都有由皇帝主持的一系列祭祀仪式，而在这些仪式队伍中，老百姓不能直接看到皇帝。皇帝的肖像和整个队伍都由画师画下来，但是只能在皇宫中展示。与此类似，人们只能看到皇宫的围墙和屋顶，虽然这些宫殿是城市里最核心的建筑。在帝国所辖城市的所有祭坛中同样如此，只有极少数经严格挑选和有特权的人才能进人和近观。
让我们将这一点与中世纪欧洲的城堡和教堂极端的可视性支配略作对比。首先，在欧洲王权和教权这两种权力是分开的，而在帝制中国它们合二为一集中在半人半神的“天子”身上。其次，不管是教权还是皇权，其仪式服装和游行队伍在西欧都是可让人看见的。这正如，在欧洲军队长官和教堂神职人员像是圣灵的化身。虽然高级教士和教皇都是“王公贵族”而“王公贵族”也有宗教上的特权，但两种权力一直是分开的。
中国皇帝是天地自然身体的文化代表，其次也是圣人和神明的代表，这些都在隐藏的仪式中得以操控，尽管它们都只是圣人统治理想的现实表现。作为圣人统治典范的皇帝及其法律力量通过一系列的中介传播到普通百姓，最后变为地方文化精英的孝道经典。
这还可与现代中国领导人的可视性相对比。官僚制度依然是不可见的，但其领导人却高度可见并为人们所熟悉。一般的在读小孩都亲切地叫温总理为“温爷爷”。2008年，温家宝在视察地震后坟川时，如同其他国家领导人出现在灾后现场，都让人看见其眼泪盈眶。对国家领导人而言，这种充满同情的形象是非常重要的。温总理与毛主席不同，毛主席在人眼中很有鼓舞人心的领袖风范。但二者都与深藏不露的古代中国皇帝完全相反，后者威严而令人畏惧，其肖像画只能悬挂在皇宫殿里，而毛泽东的画像现在仍然被悬挂在普通百姓的房间里。在这里，我们碰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可视性政体”。这是现代中国版的，也是现代国家通行的“可视性政体”。现代国家都要向人呈现其合法存在的形象，其手段则通常是用政治修辞习惯以及定期的公开庆典活动，塑造大众情感与形象。
进而言之，这还涉及到不同的时间观的鲜明对比。所有现代国家的时间观都强调一种叙事—即一个过去自在的民族后来变为一个自觉的优秀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相反，圣人统治的时间观则认为，当下持续不断变化的调整，只是过去圣贤们的理想和原则的循环。圣人和英雄的时间观表现在民间文化庆典中，死者的“过去”本是不可见的，但人们通过祈祷、礼拜、许愿、还原和分离等仪式让它们变得“可见”，并存活于当下和对当下产生影响。
到此为止，希望读者至少对“可视性政体”这一概念有了产生兴趣的可能性。下面我将详细分析人们怎样通过死亡仪式“看见”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