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城市文化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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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0-10-21 10:32:13 点击数：
一、城市建设与佛寺成长
由于东晋初年时局动荡的因素，从晋成帝咸和中期以后，才逐渐展开都城的建设，至梁武帝之世，达到其高峰，此时也是建康佛寺数量最多的时期。
梁武帝之世不仅是建康最繁荣的时期，也是建康寺院盛况空前的时期。根据唐代僧人法琳的记载，东晋南朝寺院的数量如下:东晋1788座、宋1913座、齐2015座、梁2846座、陈1232座。通过这些数字，可见寺院的数目有跳跃式的增长，除了梁武帝笃信佛教的因素之外，和梁朝政治社会的繁荣这个大背景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梁武帝统治之世，恰逢北魏政治衰落之时，无力南侵，所以边境无事，而武帝又勤政节俭.因此他在位的前三、四1年，是汉末以来最为安定昌盛的时代，史书上形容梁朝盛世:“征赋所及之乡，文轨傍通之地，南超万里，西拓五千.其中玻财重宝，千夫百族，莫不充叨王府，撅角阀庭，三、四十年，斯为盛矣。自魏、晋以降，未或有焉。”故此时寺院的数鱿是六朝之冠，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建康重要的佛教圣地.和东晋时期都城建设的两项措施有关。一是东晋咸和中在建康城东面开设r建春门和清明门，二是钟山的造林政策。钟山本来草木稀疏.崖窟峻异，从东晋开始.令诸州、郡官员罢职返回京师时，必须在钟山种植松树，一直到刘宋时期都还执行此一政策，《金陵地记》云:“蒋山本少林木，东晋刺史罢还都，种松百株.郡守五十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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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造林政策有了巨大成效，至刘宋以后，钟山成为隐士幽栖的佳处，也是僧人禅居修行的灵秀之地。如刘宋时外国僧人僧伽罗多抵达建康，就看中r钟山作为修行的处所，并且在这里建造寺院:“元嘉十年卜居锤阜之阳，剪棘开棒造立精舍，即宋熙寺是也。”
二、都城建康的舍宅为寺
南朝宋齐梁陈，舍宅为寺的情况非常普遍，已经到“甲第显宅，于兹殆尽”的地步了。齐武帝在他的遗诏中，甚至特别下诏:“自今公私皆不得出家为道，及起立塔寺，以宅为精舍，并严断之。唯年六十，必有道心，听朝贤选序，已有别诏。”不过，建康佛寺的数量仍然持续增加。
建康都城内的佛寺，大都是在原有的住宅园林的基址l_建造的，有的是信徒施舍自家的园宅所兴造.其中有一部分是以先代的家庙、祠堂，也有的是购买墓地，用以改立为佛寺。如宋文帝元嘉二年〔425),黄门侍郎王景深之毋范氏以其先祖王坦之故祠堂地，施给比丘尼业首，建造“青园寺”。又宋文帝时，僧人道儒到了建康，卢垂相、伯仲孙等人一起出资买张敬儿先人的墓地，为他建了一所佛寺.即“齐福寺”。
最多的情况是以自己的园宅造寺，如晋尚书仆射谢尚舍宅造“庄严寺”，晋武帝咸宁元年(275)，居士司徒察舍宅为“义和寺”，后来梁昭明太子萧统为此寺所写的寺额“义和之寺”，至元代尚存。晋咸康蕊年(337)，尚一15令李邀舍宅造灵灌尼寺，后改称“金华寺”。宋车骑将军范泰在其住宅之
西建“抵宇H精舍”，施舍果竹园60亩地以为寺域，并请僧人释慧义为之规划。梁武帝即位以后.舍其原有居宅为“光宅寺”。梁朝征西咨议邦僧绍舍宅，建“仁孝寺”。陈天嘉元年(560),章皇后舍宅为“闰胜寺”。
另外，有的舍宅为寺是仅将住居宅第的一部分，捐作寺院.如梁吏部尚书徐勉将他在清明门外的住宅西半部，割给“宜武。
三、佛寺与建康的城市文化
建康和洛阳是同一个时期南、北政权的都城，也是当时两个佛教中心。两个城市内外都有很多的佛寺，为构成其都城风貌的特色之一。不过，由于两者在佛寺建筑方面强调的重点不同，也形成其都城风貌的差异。
据《洛阳伽蓝记》的记叙.可知北魏洛阳城内外有1367所佛寺，且有为数不菲的佛塔。而建康佛寺则限于地势等因素，很少有高层佛塔，多树立直线形的，以代替实体佛塔的建造;至于寺院内部的壁画，则是它的特色。可以说，建康佛寺内生动彩绘的佛画和经变图，通常都是动人心魄的艺术品。
建康佛寺中佛殿墙壁上的佛画和人物，和同一时期贵族宅第中的壁画，是东晋南朝建筑的特色。东晋南朝盛行以壁画作为建筑物的装饰，当时绘画的主题是人物画，在工公贵族的宅第中常将其崇仰的古人今贤的形象绘在墙壁上，而在佛寺则绘的是佛像和经变图。六朝南方佛寺多以壁画作为装饰，一则用以宣扬教义，二则美化佛寺，如宗士标(孝敬寺刹下铭)云:“雕饰彪炳，丹青葱倩.写彼金园，图兹组殿。”从南齐谢赫《古画品》及陈朝姚最《续画品》的记叙中，可知有此画家特别擅长于寺院壁画，如张僧愁《善图塔庙》、解蓓《寺壁最长》等等，即属此类。寺院壁画所绘的内容有佛像、高僧、建寺者的iii像和经变图。除r寺壁之外，寺院其他部分也常以彩绘丹青作为装饰。
总之，本时期寺院是人们重要的赏游地点，并在某种程度上引领着城市的文化时尚。建康都城之内寺院寺域较为狭小，但寺院之内有精彩的佛画和经变图，前往游观者往往从这些耸动人心的艺术品中，得到宗教上的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