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于公元前五至四世纪时出现，在东汉末年传入中国，逐渐成为占据中国上层建筑重要地位的庞大教派。佛教的传入与发展，在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它所弘扬的佛教教义和教理，对中国社会的思潮和文化艺术有着直接的导向作用，佛教艺术也伴随着佛教的传播而产生。
佛教要存在下去，必然要与世俗社会相调适，在这种调试过程中，佛教以及佛教艺术就要接纳世俗的内容，从而普通民众都能欣然接受。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经过了中国世俗社会的洗礼。在其传播与发展过程中，它有意无意的都对王权进行依附。统治者们乐于接受印度佛教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佛教，借以麻痹、欺骗人民。在两晋时期，佛教已经意识到“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意图依附王权来达到宣教目的。到南北朝与唐代，佛教则呈现出一种国教化的性质，僧侣有意识依附王朝，求得统治阶级的支持。这种趋势反映到佛教艺术上，就是佛教艺术对统治阶级的有意奉迎，以及统治阶级思想成为佛教艺术中的支配力量。加上自三国分割到晋、十六国，分为南北朝，在这将近四百年的时间里，国无宁日，人民困苦，佛教便在这乱世中盛行起来。南北朝时期统治者们注重佛教信仰，对开凿石窟、造像十分热衷。这一时期，尤其是北方地区石窟开凿泛滥，掀起了石窟开凿的小高潮。从北魏晚期龙门石窟和巩县石窟寺造像的造型特征、服饰样式上可见，以汉为主体的民族融合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造像铭中普遍地表现出为皇帝、为父母、为亲属祈福消灾的意愿，说明拜佛与忠君孝亲的儒家伦理观念已经融为一体。佛教雕塑艺术已经深深根植于中国社会生活的土壤，呈现出浓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些中国化、世俗化的趋势，是迁都黄河流域，汉文化中心地区以后，在云冈造像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它具有更鲜明的民族特点和风格，从而在形成中国式佛教艺术的进程中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不仅对其它石窟产生影响，也为唐代造像高峰的到来准备了条件。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中国化是其主要趋向。龙门石窟尤为鲜明的体现了这种趋势的演变，鲜卑民族的审美意识被汉民族的审美意识所同化，中国化汉族化现象成为当时石窟造像一股不可抵御的潮流。具有魏晋风度的“秀骨清相”这一造型趋势，亦普遍为北魏以后的造像所接受，其特有的气质式样正成为石窟造像的特色。虽然龙门石窟岩石坚硬，较其它石窟更适合致密巧细的造形，但无可否认，龙门石窟佛教造像的纤细洗炼的美感，更代表了游牧民族对中国文化的憧憬。另外，从北朝时期外国佛教艺术传入中国的现象，也可以看出，北朝佛教艺术受印度及其他外国影响极为深厚，乃至直接体现在石窟与绘画艺术之中。北朝注重佛教信仰，对开凿石窟、建庙、造像十分热衷。由于这些原因及北魏所处的地理位置，是北魏各君主十分重视对石窟的开凿建设，所采用的技术工艺及绘制壁画的内容都十分考究。龙门北朝造像(龙门北魏洞窟约占1 / 3)，其雕刻技法己呈现由云冈石窟的直平刀法向圆刀刀法过渡的趋向，艺术风格也从云冈石窟的浑厚粗犷转向优雅端严的作风。北朝所雕凿的佛教内容多以佛教经典为创作依据，尤以华严经、法华经、维摩经、阿弥陀经为源泉。其人物的表现有释迎佛像，弥勒像，卢舍那佛像，观音菩萨像，文殊菩萨像，普贤菩萨像，力士金刚像等。在龙门石窟内不但包括这些内容，还有佛本生故事，如须大那本生，萨捶那本生，及帝后供养像等。从这里可以看出，佛教对北朝不但有很深的影响，同时深入帝王们的生活，客观地反映出帝王们对佛教崇拜与信仰的心情，这也是是佛教艺术进一步走向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单从壁画内容来看，北魏时期十分注重于佛教教理的传播，壁画多是表现佛本生故事。另外，还有表现我国的古代传统形象，如伏羲、女蜗、白虎、玄武、雷公等。这些内容在北魏壁画中也同样有所体现，这证实了当时的艺术家们并不是一味地模仿外来的艺术，而是结合了本民族的文化，又作了更进一步的发挥，从而使外来的佛教艺术更加中国化，渐渐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色。从壁画本身所表现的内容及构图特点来看，无论所表现的题材如何复杂，均在一幅壁画内完成。绘画技法以线为主，色彩多使用白、绿、土红、储石、青、黑、灰，在构图上多以山、树分隔出故事发展节奏，使画面初步有了三度空间的感觉。北魏时期壁画中出现的这些表现，是中国壁画艺术的发展又向前推进了一步，给后世壁画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具体的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