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锣鼓:锣和鼓是打击乐器的主件,其它的乐器配合。打法遵循传统,变化灵活。传统的一拍2个、3个鼓点,变化后往往打成一拍4个,听觉上更紧凑,节奏感更强,氛围更活跃。歌师们样样能打,也能唱。马锣起节拍器的作用,节奏简单,一拍1音“x”或一拍2音“x x”,不会出现其它节奏。钱、擦与鼓的打法基本相同,细微的区别在于一拍4个音的鼓的节奏,钱和擦有时少打1个节奏点,但节奏重音一致。如鼓点XXXX}钱、擦可打成X XX等。
2、演唱:歌师演唱时使用滑音较多(受方言习惯的影响),这是用现代记谱方法难以记录的;同一套班子中,同样的内容、形式,歌师们演唱的音调也有差异;同一个歌师,在不同时段演唱不同的内容时,都会变换曲调:曲调大多为五声微调式,结束形态多为565一的进行。
3、吹奏:吹奏乐器主要用于“热烈”“热闹”的时段,与锣鼓一起营造氛围。传统的曲调里,不适合吹奏的音,一般都会用易于吹奏的音替代(有变换);当下流行的曲调,也能很快用于演奏中,体现出民间艺术家善于学习、借鉴、吸收新作品的能力,能做到“与时俱进”。乐曲多用微调式的作品,羽调式也有一定的比例。
(二)音声仪式的意义
宗教现象分为两个基本范畴:信仰和仪式。‘信仰是思想,仪式是行为。民间的信仰体系即民间集体思想的产物,民间仪式是在民间群体之中产生的行为方式,而音乐是信仰在仪式行为中的外在表现。中国的民间信仰与佛教、道教、儒家思想紧密相连,由于地理环境的复杂性和区域文化的独特性,汉水流域的民间信仰与宗教的关系更为复杂。
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其中轮回、转世等观念很快被人们接受。儒家自古倡导“孝”观念,道教的神秘又趋于将丧葬仪式变得更加繁琐与神秘。葬礼仪式办的隆重与否不仅有关先祖,更是衡量后代孝与不孝的标尺。在此个案中最为明显的特点表现为,作为神圣领域代表的道士所念唱的道教经文里还同时大量存在佛教经文,而作为凡俗领域代表的歌师更有儒释道一体的身份,不仅据环境改变来选择唱本,更在表演的同时来加深身份的认同。同时丧葬仪式场面一定要隆重热闹,例如出殡过程中,有一些对对孝家友好的家庭也会对灵枢的过往也鸣炮相送,表示礼节;更有关系至亲的,摆放有“接路桌”迎接,接路桌上有水果、点心、蜡烛、火纸等祭奠物品;灵框得落马停下受祭,这体现了亡者的风光,孝家的体面。孝子对此也有现停当的答谢,赠送摆桌者的一条香烟或一条毛巾。整个丧葬仪式中不仅体现了对死者的尊敬,更是展示孝家在当地的声望。
曹本冶先生在中国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信仰一仪式一音声”的理论框架。仪式的音声是仪式行为的过程和产物,信仰则是行为过程和产物的核心动力。“我们通过个案可以发现,丧葬仪式活动中的音乐存在如同供品、香等一样必须。从仪式最开始音乐便伴随所有的仪式步骤,在这里主要是要维持一定时间的音乐氛围,音乐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欣赏,更多是维系一种状态,同时要激发、维持或重塑群体中的某些心理状态。例如在道士唱本里音乐是沟通神与人的手段,道士做法使用音乐立即使得仪式具有宗教神圣性,这个唱法或者姿势动作是任何其他人都不可做的,听者多为敬重。在人们的感觉里,此时此刻的死者才真正死去,与人们仅从象征意义上来理解死亡与再生不同,仪式之后它被视为真正的死亡与再生。而在歌师后半夜闹夜时所唱歌,音乐的主要强调一个“闹”字,以故事、逗趣等极尽热闹,娱人娱神,为生者通宵达旦守夜所用。本质上,这里所说的音乐是作为构建仪式的一部分而存在,与纯粹作的表演艺术有着明显区别,并且在这个意义上,信仰中的音乐同时还有着世俗性。
(三)历史与地缘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汉水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河流。”汉“族名,来源于汉水了。同时汉水将长江、黄河流域连接起来,从地缘结构上,促使了黄河、长江两大文明的融合。竹山作为汉水上游中心,更形成了承南继北、兼东融西的文化特点,是汉水流域重要的组成部分。竹山是古代庸国的都城。“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文化源头,其文化传承对于我们汉族自身的文化标签有极其重要的启示作用。竹山自庸起,丧葬所用悬棺到人造洞穴再变为土葬,其中的仪式包括仪式音乐也经历了巨大的改变。汉水流域丧葬仪式活动离不开历史条件和自然环境,仪式中音乐的独特韵味生动的展现着当地的民俗生活。同时流域内丧葬仪式活动也会随着历史条件和自然环境的改变而变化,而如今乡镇城市化进度加快,但喜的是全流域内依然都还保留着传统的丧葬仪式活动。宗教、信仰、音乐等人文层面上的变化,以及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非常值得我们现在的研究者关注的。在这种认知的指导下,更可以将关注点上升到关注人类命运的层面。在中国试图推广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的当代,这一层面的认知显得尤为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