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父母守丧之居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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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1-04-09 09:30:04 点击数：
守丧，又称为居丧、丁忧等，原是人们为了表达对逝者哀悼之情的习俗。先秦时期儒家将守丧划入道德规范的领域，逐渐形成一种制度，至后世将其纳入法律体系。儒家非常重视孝道，而孝道又能从事生、送死两方面体现出来，故儒家提倡“事死如生”、“慎终追远”，因此从亲人逝世至安葬后的服丧期内的居丧生活都有系统的规范。同时，不同的服丧等级对应的守丧期间的行为也有相应的等级，即关系越是亲近的，对守丧期间的行为节制越多，反之亦然。三年之丧，其表现形式是丧礼中最完整的，因而本节就主要论述为父母守三年之丧的居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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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在丧事上提倡以哀为主，正如《礼记·檀弓上》云:“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论语·八份》中孔子曰:“丧，与其易也，宁戚。”其中，“哀”、“戚”皆在表达一种哀戚之情，重在强调丧礼中服丧者内心的情感。而与这种内在的哀情相匹配的外在表现形式，则大致体现在容体、饮食、言语、服饰、居处、社会活动等方面。居父母丧期间，在卒哭之前孝子不能洗澡，要面色发黑、面容憔悴，即所谓“有大忧者，面必深黑”;在言语方面，丧期内言辞不加文饰且与丧事无关的事一律不谈，做到“言而不语，对而不问”;在居处、饮食及哀哭方面，要做到“居倚庐，寝苫枕块，哭昼夜无时。歇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寝不脱续带。既虞，屏柱相，寝有席，食疏食，水饮，朝一哭、夕一哭而己。既练，舍外寝，始食菜果，饭素食，哭无时。”同时，在丧期内杜绝一切喜庆之事，不得作乐、不得婚嫁、夫妻不能同房，后世更是将“居丧生子”列入律条。至明朝时，《大明律》删除了“居丧生子”条。
随着丧期的推移直至结束，孝子们情感的调节，逐渐恢复到正常的生活，这是符合儒家而练，“复生有节”的观念的。正如《礼记·丧服四制》:“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毁不灭性，不以死伤生也。以节制者也。”丧不过三年，直续不补，坟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终也，父母之丧虽令孝子们悲痛不己，孝子们的情感要随着丧期的推移逐渐调适，但“毁不灭性”，如若“毁瘩为病，君子弗为也。毁而死，君子谓之无子。”可见，三年之丧虽缘情而制，但绝不一味放纵，因此若出现因丧致病甚至死去这种情况，都是不合礼义的，非君子所为，是不合孝道的。
三年之丧，虽对孝子而言其创巨痛，悲伤之情短期内难以恢复，但仍不能任性放纵，要遵循“丧之中庸”，即“贤者不得过，不肖者不得不及”。正如丧期内的饮食，“丧食虽恶必充饥，饥而废事，非礼也;饱而忘哀，亦非礼也。”若身体有疾，则要饮酒食肉至病愈。因为身体有疾将影响丧事的操办，“不胜丧，乃比于不慈不孝”，甚至是一种更大的不孝。因此，孔子提出:“身有疮则浴，首有创则沐，病则饮酒食肉”更从服丧者的年龄情况出发，“五十不致毁，六十不毁，七十饮酒食肉，皆为疑死”。这些都是经过人性化的具体考量之后而制定的，保证了它的可实践性。
尽管，礼书上一再强调“丧之中庸”、“毁不灭性”，但在现实中仍有许多因悲伤过度而“灭性”的事例，同时随着族表制度在明清时期发展至顶峰，受这一制度的影响，服丧期内的“毁瘩灭性”的事例甚多，如:
(明)焦鉴，大同府诸生，侍父不离左右，家贫，必勉致甘旨。父卒，哀毁立，旬旬墓侧，悲号不少辍，所亲以灭性非孝劝之，鉴曰:父亡何归?即从父于九原，固无憾。庐墓三年，足不入城市。成化六年，奉诏涯。杨茂、杨瑞，俱大同人，成化间并以孝涯。
(清)邓开先，字道原，灵丘序生。性孝友尚义，尝拾金还遗金。父卒，二弟俱在髻乱，教养成立。事母先意承志，居母丧，毁疥灭性。……县令徐重其为人，给匾涯异之，年七十卒。甚至有悲伤过度而去世的
(明)赵荣贵，……荣贵事鳌母张，硅步不离。母疾，圭J股进之，终不起，哀毁庐墓，成疾而卒。
(清)薛宗尧，大同县善力村人。家世农业，年十二，见其父力苦，辄请代父，不许。后复请，父曰:儿幼第工半，他墉足矣。乃喜，终日操作不少辍，工顾倍焉。既长，力任耕作，不令老父亲拼肤事。俭岁甘旨无缺，父道疾，左右侍奉，目不交睫者累月。比段，号彻，绝而复苏，犹力疾营殡葬。甫毕，呕血而卒。明清时期大同地区的人民在服丧期间不乏“毁瘩灭性”甚至哀毁而亡的事例。虽然古礼中所提倡的守丧制度在淳化民风、发扬孝道精神以及稳定社会秩序方面起到了积极地作用，但是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儒家礼仪本是不主张守丧过度，但为人子者可能无法从悲情之中调适过来，没有很好的把握儒家的“中庸”之道，甚至是受到后世族表制度的影响，故而“毁瘩灭性”的事例不断涌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