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简的抽象形式增强了殡葬环境的静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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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1-06-30 11:00:17 点击数：
自从马可·维特鲁维(Marcus Vitruvius)以来，对建筑的评价就离不开人作为参照，希腊罗马时期柱式与人体的类比;文艺复兴时期把人的形体比例类比于建筑平面，身体躯干对应于建筑的功能分区;直到今天我们对建筑的评价、描述大多也类比于人，也会设计不同情感的建筑影响使用者的情绪。那么极少主义建筑是否也类比于人?但是极少主义艺术的内涵本身就是去掉意义参照，这不是矛盾吗?其实在实践中，建筑是作为实用产品而不是理念或概念存在的，实际功能会很大程度上冲淡作品所具有的类似概念艺术那样的表现力。除非把建筑的艺术处理提升到艺术欣赏的层次，否则建筑也永远不会全然抽象，它所容纳的各项活动，其中的使用者，在人们看来总是无法摆脱具体具象，使用者总是会根据自身经历对建筑进行解读，也总会受到建筑中发生的故事或事件的影响，并影响人的喜怒哀乐。虽然极少主义设计师最大程度的去除形式参照、意义附加，但建筑无法摆脱使用者的解读，尤其是在情绪放大了的殡葬建筑中，考虑使用者带有负面情感的建筑空间体验显得格外重要。那么我们可以抛开具象的类比，从移情方面谈极少主义殡葬建筑的类比。
上海公墓,上海墓地,太仓公墓,浏家港陵塔,
杰弗里·斯科特(Geoffrey Scott)最早在《人文主义建筑学》一书中从形式出发，讨论审美移情问题的。斯科特提到，当我们体验建筑时，凭借的几乎只有我们自己的身体感受和知觉的内在体验，所以，我们会把自己、自己的感受描述改写为建筑，或者说就是把我们自己想像成建筑所处的状态、所表达的情感。但是，当我们向别人描述建筑时，就与体验建筑的思路相反，通常总是把建筑改写成我们自己。总之，斯科特认为我们与建筑发生关系时，就是把我们自身的经验“投射”到建筑中去，也就是美学上的“移情说”
也就是说，建筑是人们体验、感知世界的场所或媒介，我们的感知对于建筑也是有侵略性的，常常会基于当下情感来映射到环境中的对应场景里，而获得情感上的加深或共鸣。当使用者体验殡葬建筑时，会将关于生死的线索与空间场所中的感知相联系，使用建筑时带入生离死别的情绪，将死亡这种虚无状态投射到建筑上去，这也是很多殡葬建筑展现非物质性的原因之一;反过来，人们在使用殡葬建筑或描述殡葬事件、殡葬情感时，也会受到建筑的启发。在此意义上，当代殡葬的形式含义应与死亡的意义同构，透露出来的情感也应相同。
我们对于死亡有太多的描述，终结、重生、永恒、涅架、羽化等词携带不同的表情含义表达我们对死亡的看法，构想死后的世界。但除了这些词，“沉寂”可以更加恰当的表现死亡，任何死去的都是沉寂的，虽然它们不再有任何活动，但却留下了清晰可见的痕迹，死亡是不再发声的，不论是彻底的虚无还是不能言语。沉寂包含了更多的可能性，却又准确描述了死亡的特征。极少主义形式对于殡葬建筑而言，不是不表达，而是还原殡葬建筑的功能本质，以沉默的形式态度面对使用者，极简的抽象形式增强了殡葬环境的静默，与死亡的沉寂特质呼应。如极少主义殡葬建筑中的单一材料选择，并以此组成的均质表皮，没有图案化的意义说明，也没有构图重点，仅仅是材料表皮自身特质的呈现。在极少主义殡葬建筑中，人们对死亡的思绪与极少的形式特质相呼应，对死亡的情感更易寄托于极少的建筑形式中，极少主义殡葬建筑有了象征死亡的特质。
极少主义殡葬建筑是易于与生者沟通交换关于生死的态度情感的，一些极少主义殡葬建筑用否定物质的暖昧空间展现死亡之后的虚无，克雷兹设计的小停尸堂、葡萄牙的埃斯特雷拉公墓等;另一些则扎根于场地，单一的建筑形体嵌于场地中，均质的表皮材料也来源于环境，建筑似乎生长于此，死亡像是回归故里，如圣塞波尔克罗墓地、沃盖拉大公墓扩建。
殡葬建筑的功能内涵注定要容纳更多的极端的悲痛、沉重、宁静等感情，殡葬建筑空间形式能否映射使用者情感活动是其成功与否的标准之一，优秀的殡葬建筑表现出的情感空间是符合人们丧葬活动时内心情感的，是能够象征死亡的。极少主义殡葬建筑形式简单纯净，是当代生死观念的内在形式体现，那些繁杂琐碎的传统礼仪本质上是不必要的，去除一切雕饰的简洁代表着进步。在简洁的表面背后，是建筑师对情感的预设，对赤裸孤独的死亡的看空。我们对极少主义殡葬建筑中空间氛围的理解，是直接与在此空间中孤独地离别活动相关联的，极少主义殡葬建筑自身具有象征死亡的意义。在当代殡葬建筑中，极少主义倾向能为肃穆、宁静、沉重的内心营造一个同构的物质环境，反抗图像化的形式主义浪潮。按照杰弗里·斯科特的说法，“建筑艺术是进入房屋之形式中的身体状态的一种转译方式……我们是以我们的术语来摹写建筑的。这就是人文主义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