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府人物间的虚假感情在贾敬丧礼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家礼》记载:“始闻亲丧，哭，易服。”朱熹将闻丧时的哭解释为以哭回应报丧者，同时以哭来表达哀情。秦可卿死时，她的长一辈、平一辈、下一辈甚至家中仆从皆悲嚎痛哭，“哭声摇山振月”。而在贾敬的丧礼上，贾蓉“听见两个姨娘来了，便和贾珍一笑”，然后才“放声大哭从大门外便跪爬进来，至棺前稽颖泣血，直哭到天亮喉咙都哑了方住”。二人行为虽然符合《礼记》“拜而后稽颖，颓乎其顺也。稽颖而后拜，颁乎其至也”的规范，但这只是场合所需而非真实的情感流露。在守丧时，这对父子也表现出明显的不堪忍受状态。丧服制度是从服饰与寝食两方面来完善生者对死者的神圣义务。《家礼》中即有“三年之丧，夜则寝于尸旁，藉稿枕块”的服丧要求。而在贾敬丧事供奠举哀结束后，贾珍带着贾蓉守斩衰服，“在灵旁藉草枕块，限苦居丧”。二人“为礼法所拘”，在外人散后，“仍乘空寻他小姨子们厮混”。孟子言世俗不孝之行有五，“博弈好饮酒”“好货财、私妻子”是其中之二。以此标准，贾珍、贾蓉父子可谓不孝至极。

    丧礼作为古代重要的社交场合之一，对宗亲以外的其他社交网络发挥着凝聚效用。在贾府濒临破败之时，朝廷对贾政官职的耀升被视为贾府翻身、贾氏宗族振兴的重要信号。于是当贾政向亲友报贾母丧并为贾母吊丧时，“众亲友虽知贾家势败，今见圣恩隆重，都来探丧”，“连日王妃浩命也来的不少”。这样，贾母的丧礼不仅凝聚了贾府众人和贾氏宗族，还对贾家旧有社会关系进行再整合。只是这种依赖社会地位建立的虚假关系在贾府衰落的命运走向中是不堪一击的。

    身份是衡量丧仪规制繁简的根本依据。《礼记》中对天子、诸侯、士大夫阶层的葬期均有期数规定，贵为天子也不过三月而葬。但自汉代起，丧家贫富成为决定葬期长短的主要标准。《红楼梦》中，贾府昌盛时贾敬灵枢在铁槛寺停放百余日后才由贾珍、贾蓉扶枢归籍下葬。而在没落时期，王熙凤仅停灵十余天便送殡，与贾氏旁系贾瑞和秦可卿的弟弟秦钟相比，也仅多出三天。出于虚假身份地位的追求，贾府丧礼不仅在情感上哀情不称于丧制，而且在器物上施行膺越身份层次的丧仪，表现出明显的文质不符特征。在秦可卿丧礼中，曹雪芹刻意虚构出墙木这类高档棺木。墙木由薛蟠献上，原本是备着送与义忠亲王的。墙木高档且不易得，“出在演海铁网山上，做了棺材，万年不坏……帮底皆厚八寸，纹若槟榔，味若檀廖，以手扣之，耳挡如金玉”，昂贵到“没有人出价敢买”也无处可买。秦氏的身份用这种高档棺木显然于丧制不合，因此贾政劝贾珍“此物非常人可享者，敛以上等杉木也就是了”。但贾珍并未听从其意见，而是“即命解锯糊漆”。抛开秦可卿和宁府人物的错综关系不谈，“假正经”的贾政对礼制的维护在贾府混乱的礼氛围中是很可贵的，只是在超出其控制范围的场合中这样的维护收效甚微。

    古时丧礼还有亲友赠赠的风俗。自先秦至清末，赠赠都是贯穿中国古代丧礼始末的要素之一，甚至沿袭至今。亲戚故友赠送给丧家的财物称为“J}0}，有赠送嫌帛的，也有赠钱者。据杨树达先生考证，汉代丧家贫困者往往要依赖亲友赠赠才有能力举丧。秦可卿死时正值贾府隆盛之际，因而有诸多王侯赠赠。有与宁荣二家共称“八公”的镇国公等诸家，还有忠靖侯、锦乡侯、川宁侯等，另有“诸王孙公子，不可枚数”。加上堂客、“各色执事、陈设、百耍，浩浩荡荡，一带摆三四里远”，这无疑是贾府当时较高社会地位的例证。贾珍就是花费了一千二百两银子托第一位赠赠的大太监戴权为贾蓉捐得五品龙禁尉一职。贾府丧礼除却贾氏宗族参加外，还有大量外戚参与吊丧，如王夫人与凤姐的王家亲属和各大亲王等。此外，一些有地位的管家执事也以宾客的身份参与到吊丧中。虽先秦时期有“(丧事)非兄弟，虽邻不往”②的说法，但阶层界限的模糊化发展使得这一原则背后主导的对宗法血缘的强调效果逐渐褪淡，丧礼呈现出平民化发展特征。

    王国维在分析《红楼梦》悲剧的美学价值时指出:“凡此书中之人，有与升高之欲相关者，无不与痛苦相始终。”《红楼梦》的丧礼是展现贾府众人悲情命运走向的窗口。通过丧礼，贾家的人物性格、人际关系、社会地位获得更为清晰的表达。贾珍等操办秦可卿丧礼违背“礼”之“质”而过分发挥“文”，这是逐步造成贾府家族混乱的诱因，亦是贾府悲剧之发端。最终，用于逝者的财力物力在一片白漫漫、花簇簇中消失殆尽。正如丧礼之器物大多仿生时之物而不具实用功能一般，奢华的丧礼凭借“假器物”流露的假感情也只是虚假外物与虚假人心之间的相互消耗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