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自然与孝行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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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1-07-29 11:49:05 点击数:
中国历史上记载了很多孝子感动天地,甚至发生改变时令节气的超自然现象。那么这些孝行是否真的能够改变客观规律,统治者极力渲染他们的孝行品德,是否与儒家孝道和社会教化存在某种重要的关联性呢?
哭竹生笋,孝心感动天地。《三国志》卷四十八《吴书·三嗣主传》注引《楚国先贤传》记载:“宗母嗜笋,冬节将至,时笋尚未生。宗入竹林哀叹,而笋为之出,得以供母,皆以为至孝之所致感。累迁光禄勋,遂矣。”因为司空孟仁宗的母亲喜欢吃竹笋,但冬天去竹林悲叹没有生出竹笋时,它却奇迹般地自动长出来了。史官认为这是孟仁宗至孝的行为感动了上天,从而出现春天才能生长的竹笋。但是现代科学知识证明,春季、夏季和冬季均可收获竹笋,立秋前后毛竹的笋芽己经长成,其后便可以成为冬笋。因此可以判断孟仁宗挖出的竹笋属于自然现象。但是经过统治阶级的宣传以后,成为上天对于人间社会的孝子褒奖,也体现出它的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性。庶民根据孝子的故事开始广泛传播从而达到教化目的,同时天子作为上天的代言人,更加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宣传皇权统治的合法性。
抱母痛哭,感动上天,母亲眼睛恢复光明。《晋书》卷八十八《孝友·盛彦传》记载:“盛彦,字翁子,广陵人也。少有异才。年八岁,诣吴太尉戴昌,昌赠诗以观之,彦于坐答之。辞甚康慨。母王氏因疾失明,彦每言及,未尝不流涕。于是不应辟召,躬自侍养,母食必自哺之。母既疾久,至于裨使数见捶挞。裨忿恨,伺彦暂行,取螃蟾灸怡之。母食以为美,然疑是异物,密藏以示彦。彦见之,抱母哭,绝而复苏。母目豁然即开,从此遂愈。”盛彦非常孝顺母亲,但其母王氏因病失明,既是朝廷征召也只能谢绝。由于久病不愈家里奴裨多次遭到责罚,因此产生了怨恨之心,当盛彦外出时,女卑给其母食用“螃蟾灸”,其母以为美食又担心是异物,便私藏起来。当盛彦外出归来看完之后抱母痛哭,母亲遂而复见光明。据《医宗金鉴》卷六十一《编辑外科心法要诀》记载,“螃蟾灸”是间接灸的一种治疗方法,用金色甲科昆虫金龟子的幼虫螃蟾垫隔施灸的方法。即“取螃蟾剪去两头,安疮口上,以艾灸之,七壮一易,不过七枚,无不效者。”可以看出“螃蟾”不仅不是美食,还是用于治病的一种比较恶心的虫子。所以盛彦感到对不起母亲而放声痛哭,这样的孝子行为“感动上天”从而使其母恢复光明。
家遭疫病,埋葬亲人,感动上天。《晋书》卷八十八《孝友·王哀传》记载:“夏方,字文正,会稽永兴人也。家遭疫病,父母伯叔群从死者十三人。方年十四,夜则号哭,昼则负土,十有七载,葬送得毕,因庐于墓侧,种植松柏,乌鸟猛兽驯扰其旁。“疫病”即为传染性或流行性且伤亡率较高的一种疾病,它具有传播快、传染性强、病情严重、死亡率高的显著特点。既是当代统称的“疫病”。夏方家里遇到这样严重的疫病己经死亡很多人了,尽管他年仅14岁,却把这些亲人一个个埋葬,并在墓地建成庐舍并种植松树柏树,乌鸟猛兽都驯服在他的身旁。这个故事依然传播孝子的行为可以感动天地,所以才能使鸟兽不会伤害他。
视“逝者”为“生者”的孝子行为。《晋书》卷八十八《孝友·王哀传》记载:“(王)哀少立操尚,行己以礼,身长八尺四寸,容貌绝异,音声清亮,辞气雅正,博学多能。痛父非命,未尝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于是隐居教授,三征七辟皆不就。庐于墓侧,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号,涕泪着树,树为之枯。母性畏雷,母没,每雷,辄到墓曰:‘哀在此。”,①王哀少年时代便有高尚的德操,特别是母亲害怕雷声,甚至故去以后每当遇到打雷时,王哀都要到墓地去安慰母亲。《礼记》卷四十九《祭统》记载:“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养则观其顺也,丧则观其哀也,祭则观其敬而时也。尽其三道,孝子之行也。”②通过“生则养”、“没则丧”和“祭则敬”这三点,可以看出孝子对于父母的诚敬态度,这也是儒家教化思想的要表达方式。因此能够看出,王哀的孝子行为不仅侍奉在世的母亲,甚至故去以后依然在精神层面安慰母亲亡灵。这不愧是视“逝者”为“生者”的孝子行为,故此才能载入史籍千秋传颂。《孝经》卷四《孝治章》记载:“生则亲安之,祭则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所以圣王以儒家孝行教化百姓治理天下,所以才能达到“祸乱不作”的天下和平的政治清明景象。
有的孝感故事似乎与佛教思想有关。《晋书》卷八十八《孝友·许孜传》记载:“许孜,字季义,东阳吴宁人也。孝友恭让,敏而好学。年二十,师事豫章太守会稽孔冲,受《诗》、《书》、《礼》、《易》及《孝经》、《论语》。学竟,还乡里。冲在郡丧亡,孜闻问尽哀,负担奔赴,送丧还会稽,蔬食执役,制服三年。俄而二亲没,柴毁骨立,杖而能起,建墓于县之东山,躬自负土,不受乡人之助。或憨孜赢惫,苦求来助,孜昼助不逆,夜便除之。每一悲号,鸟兽翔集。孜以方营大功,乃弃其妻,镇宿墓所,列植松柏亘五六里。时有鹿犯其松栽,孜悲叹曰:“鹿独不念我乎!”明日,忽见鹿为猛兽所杀,置于所犯栽下。孜怅惋不己,乃为作家,埋于隧侧。猛兽即于孜前自扑而死,孜益叹息,又取埋之。自后树木滋茂,而无犯者。”④许孜对待老师孔冲非常虔诚尊敬,当老师去世以后许孜为他守孝三年。许孜双亲离世以后,便在墓地长时间居住守候,甚至野兽都懂得他的孝友情义。实际上这条史料反映出人与动物皆有情感,而且能够超越人与动物之间的物种差异,它说明众生平等,这里面暗含佛教思想。因此许孜的孝友事迹,既是宣传儒家教化思想,也客观反映出佛教进入中国以后,民间社会的伦理价值观念己经发生改变,甚至意味着儒家教化思想与佛教道德观念逐步走向融合的趋势,对于民间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孝顺继母。《晋书》卷八十八《孝友·王延传》记载:“王延,字延元,西河人也。九岁丧母,泣血三年,几至灭性。每至忌日,则悲啼至旬。继母卜氏遇之无道,恒以薄攘及败麻头与延贮衣。其姑闻而问之,延知而不言,事母弥谨。卜氏尝盛冬思生鱼,救延求而不获,杖之流血。延寻汾叩凌而哭,忽有一鱼长五尺,踊出水上,延取以进母。卜氏食之,积日不尽,于是心悟,抚延如己生。”王延九岁时母亲病逝,继母经常用麻线头给他做衣服。继母冬天想吃鱼,让王延寻找但没有捕获,因此被杖打出血,于是王延又再次来到河边,突然河里跳出一条五尺长的大鱼,继母连吃几天都没有吃完,对此有所感悟开始待王延如亲生所养。这说明王延的孝行感动上天,于是尽管冬天冰封时节,也跳出大鱼以此表达王延的孝子之情。表面上这是违反时令节气的超自然现象,实际上冬天河水偶然开裂大鱼呼吸氧气跳出水面是常有的事情,但统治阶级宣传孝子可以感动天地,这是为了教化庶民使社会安定。
卧冰求鲤。《初学记》卷三《岁时部上》“扣冰”条引《师觉孝子传》曰:“王祥少有德行,早失母,后母憎而i}}之,祥孝弥谨。盛寒河冰,网署不施,母欲得生鱼,祥解褐扣冰求之,忽冰少开,有双鱼出游,祥垂纶而获之。时人谓之至孝所致也。王祥很小时就失去母亲,而且并没有得到继母的厚爱,但是王祥对继母却非常孝顺。在严冬寒冷的季节,继母要想吃鲜鱼,当王祥叩打冰面时,有两条鱼跳出水面,当时的人都认为这是“至孝所致”,也就是孝行感动上天才获得鲜鱼。这条史料与王延都相同地记载在冬天意外获得鲜鱼,但是尽管这个季节河面己经封冻,随着地下水流动或气温突然升高,鱼了呼吸新鲜氧气而跃出水面,所以古人认为的超自然现象,我们今天依然能够用自然现象解释。李锦全先生认为:“像卧冰、割股、埋儿这些愚孝行为,不但今人不能接受,也是违反古代孔孟儒家的孝道的。”但是马新先生认为:“这些孝子、孝行固然有相当一部分是发自孝心,但也有为数不少的重行为形式而不实孝甚至违房人性者,如为母埋儿的郭巨、卧冰求鲤的王祥、割股医母的黄家端等等;更有一部分沽名趋利者,如汉代倡导子女与父母同居同财,并以此作为举荐孝廉的重要依据,但恰恰在汉代出现了‘察孝廉,父别居’的现象,这不仅使孝成为脱离现实的空中楼阁,而且还走向了其反面。”实际上古代社会对于“孝”的认识,并非直观的孝顺父母,还有教化社会的深层含义。比如王祥在冬天为继母寻找鲜鱼,就是通过他的孝行可以感动上天的天人合一的宗教观和宇宙观的思想色彩。而且古人把这些孝行品德看得非常高尚,《晋书》卷八十八《孝友传》记载:“大矣哉,孝之为德也!分浑元而立体,道贯三灵。资品汇以顺名,功苞万象。用之于国,动天地而降休征。行之于家,感鬼神而昭景福。”这说明孝行有利于国家,对于家庭也会带来德运。如果广泛传播孝行,则整个社会将在儒家思想的教化氛围里,使庶民安居乐业国家走向繁荣富强,这就是孝行引发的诸多思考。所以《孝经》卷一《开宗明义章》记载:“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正是孝对于国家社会家庭起到重要的教化作用,并使得社会减少动荡不安。张祥龙先生认为:“孝爱是由社会与文化造成的、最能体现人性的特点而又需要在生活境域中,被构成的一种人类现象。”所以孝是文化产物,也是建构社会良好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能够唤醒人们对于父母双亲的养育之恩,在社会舆论的宣传与监督下,以孝顺父母为道德基础,进而扩展到对于君主的政治忠诚,并逐渐在社会安身立命。这三者便是道德层面、政治层面和社会层面之间的内在联系,它们彼此影响相互依存,从而才构成儒家教化思想的核心价值观念。
魏晋时期能够反映孝行的超自然现象,如果从理性客观角度思考,可以判定当然这是人为的主观想法,并不能通过现代科学技术检验。所谓超自然的孝行只不过是普通的自然现象。但是魏晋社会颂扬这样的孝子行为,对于统治阶级具有以下几点重要性:其一,由于天与天子之间存在“父子”关系,天子代替上天行使人间社会的统治权,上天对于孝子行为产生的某种超自现象,与天子肯定庶民孝行具有相同观点。其二,孝子的“感动天地”的“天”,既是大自然的最高主宰者,也暗示这个“天”还有人间社会最高统治者的“天子”含义。天一天子一庶民,这三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内在联系,它们相互依存彼此影响,从而才能表达人间社会非常敬畏的“天命”。其三,孝子的行为获得统治阶级认可以后,便成为人人尊敬的道德楷模,“举孝廉”正是统治者对于孝子和廉洁之人的政治褒奖。其四,宣传孝子的行为既是儒家教育的表现形式,也可以建构民间社会渲染良好风气,起到道德风向标的教化作用。其五,孝子的行为还可以稳定社会,间接帮助统治阶级治理国家,使整个社会处在有理性有秩序的良好发展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