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媒体的报道，学者的讨论，行政部门的命令交汇成一个嘈杂的“剧场”，可是在这样一个主流话语叙事的场所中，故事的主人公却没能出场。那些注定要承受这样一场改革的村民却没有得到发言的权利和具备应有的发言能力，属于他(她)们的似乎只是被批驳的场景。
正如有的论者所质问的:“这些年正在全国推行的殡葬制度改革，即推行‘火化’的政策，让一些农村老人很伤感，也很害怕。他们担心‘烧得痛’。他们愚蠢吗?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充分考虑过他们的理念吗?”于是，他(她)们的痛苦与疑惑，他(她)们的伤感与无奈，也在主流的叙事中被转化成了“愚昧”与落后的表征，可是令人感到吊诡的是它却又从反面确证着国家政策的合法性!
纵览现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往往忽视村民自身认知和解释逻辑的存在，无论是对村民赞成或反对的解读，皆与现代潮流相衔，过于简单和片面，而如果我们“下沉”到民间，通过对具体殡葬改革事件的考察和分析，我们将会发现民众对于生活和历史意义的理解并不是与这种模式所设想的完全一致，而这种解释框架也无法完全框住民众的生活实践。民众自有其自身独特的对于生活和这场改革的解释和感受。己往的解释模式往往要么一笔带过1要么弃而不提，或将之“粗暴”地归入“启蒙主义叙事”模式宏大话语的一端之中予以解读，颇有削足适履之嫌。
如何正视村民对于殡葬改革不同理解的客观存在，立足于他们生活的地层上，书写出属于他们的“分层”史，让他们在历史中“出场”并展演他们自己的生活，发出自己的“声音”，即如何从对殡葬改革的“生态”研究向关注人们“心态”的研究跨越，在笔者看来正是目前该领域研究的当务之急。在既有的研究中，不但对于村民“心态”的细腻研究和信服解说乏善可陈，往往强调得更多的是一种缺乏对民间知识应有尊重的、精英心态的“改造”观，这种改革对农村既有的文化生态和现实生活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却无一而论。
这样一种国家强行推进的处理方式所造成的后果，不仅是对于老年人感情上的伤害，实际上更有可能的是对农村文化生态带来一种默默的、看不见的冲击!随着生死的“国家化”和“个体化”，随着作为旧式葬礼、作为公开展示场合和农村道德惩罚最后一道关口的逐渐消失，它将会给农村的人际关系和老人赡养带来一种什么样的影响，显然是值得考虑的问题。旧有的伦理规范及其实践环境被逐渐置换、消隐，而新的规范和约束机制却并没有形成，很显然这样一种ul日”渐去，“新”未成的状态将会对农村生活产生影响。而我们的改革是否都作了应有的、足够的准备?根据现有的观察和了解，不得不失望地说，不少相关部门很少有甚至根本就没有这种“规划”，他们注意的“系统工程”很大程度上是指各个部门执法实践的配合与支持，却很少甚至从未考虑这样一种“改造”行为的深层文化性质，缺乏甚至根本就没有对于改革后农村文化生态必要的设想和应对。在这种背景下来考虑殡葬改革问题，国家应因地制宜地采取更为灵活的方式，推进殡葬改革工作，将“以人为本”落到实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