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民间奢侈的丧葬习俗，就不能忽略“上行下效”的作用，统治者对丧葬习俗中不良风气的传播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作为帝王，以身作则，维持社会风气的俭朴有礼应是维护其封建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所谓“人君御物之方莫大乎抑浮止兢” 但是明代中后期，守成之君耽于安乐，他们已经完全抛弃了祖先建国初年的简朴作风，衣食住行无不奢华，在修建陵寝时同样铺陈靡费。以嘉靖年间“修伤七陵，预建寿宫(永陵)”为例，“每月费用常不下三十万金。”万历年间兴建定陵为例，耗费白银八百万两，历时六年之久，而当时全国全年财粮总收入才合白银四百万两。这种起至帝王、延至官吏、影响普通民众的奢侈之风，对丧葬习俗乃至整个社会风气的破坏作用都是巨大的。
在探讨明代中后期佛道思想发展同丧葬习俗融合的问题上，更不应当忽视统治者崇信佛道的作用，他们迷恋佛道的行为对丧葬习俗的败坏也有很大的影响。
明代初年，朱元璋和朱棣都主张对佛道教发展实行恩威并施的策略，从洪熙到天顺年间，佛道教的发展都在统治者的控制之内。但是，成化年间成为佛道教大发展的起点，“成化十七年以前，京城内外救赐寺观至六百三十九所，后复增建，以致西山等处相望不绝，自古佛寺之多未有过于此时者。……大慈恩、大能仁、大隆善护国三寺番僧千余，法王七人，国师、禅师多至数十，凛汽、膳夫供应不足。”到了正德年间，这种情况有增无减，仅正德二年五月一次就“度在京在外僧三万名、道一万名”，正德五年冬，又“准给番僧度碟三万，汉僧道士各五千”，正德八年“度番汉僧行道士四万人”，又“赐大爱法王领占班丹番行童度碟三千，听自收度”，这些也足以反映武宗对佛道的宠信程度。嘉靖皇帝崇信道教的程度更甚于前几位皇帝，他为求长生之药而不理政事，虽有臣子冒死直谏，但最终往往遭廷杖或诏狱，所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
明代中后期帝王对于佛道的推崇在其丧葬过程中也有所体现，以明代十三陵为例，东、西、北三面为群山环绕，水源清长，土壤优良，陵区中央平坦宽敞，是一处吉壤，@明代帝王对陵寝的选择也体现了风水之术在当时社会的盛行。
从成化年间开始，在统治阶级的影响下，佛道二教再度发展，许多人投身成为僧侣、道士。他们大多不事生产，专以向民众们宣传因果轮回思想，助人出丧、作法事、斋蘸等作为主要活动，这也使得佛道思想进一步的渗透到丧葬习俗中来。在上层统治者的推崇下，加之佛道思想的深入，这都成为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丧葬习俗演变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