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二字原出于伪托东晋郭璞所纂之《葬书》:“《经》曰:气乘风而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中国阴宅讲究“觅龙”、“察砂”、“点穴”等方法，伴之以望气、尝水、辨认土石等手段。所谓的“觅龙”，是指要考察山的来龙去脉，寻找一条连绵不断的山脉作为陵墓的后龙;“察砂”是指观察葬处得前后左右山势的情形。诸凡左青龙砂、右白虎砂，以及陵前稍近的案山，远处的朝山、来龙之前的乐山等，均属于此。
上海公墓,浏家港陵塔
江西明代藩王墓葬的选址活动是以本土“江西派”学说为指导。这一派的风水理论又称为“形势宗”，“其为说主于形势，原其所起，即其所止，以定方位，专指龙、穴、砂、水之相配”有关风水理论指导陵墓选址的记载，在《明实录》中屡见不鲜，足以证明“形势宗”风水理论在明代皇室中有极重要的影响。据《松窗梦语》说，明人迷信《葬书》所谓“骸骨得气而子孙受荫之说，指某山为发源，指某山为过峡，至某山而凝结为穴;某山为龙，某山为虎，龙昂而虎伏;某山为案，赏欲有力，案欲有情;必如是乃延福泽，不然则否。于是贪求吉地，不独愚昧细民，即给绅士大夫称惑于此。未葬，谋求不遗余力，甚至构讼成仇;各谋利己，暴露迟久，迁徒再三”有人甚至认为:“自朝至暮，自有知识以至今口，均之耕田而求食，买地而求种，架屋而求安，读书而求科第，居官而求尊显，博风水以求福荫子孙。种种口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也就是说，追求风水和饮食安居等同样重要。但风水理论绝非明朝政治思想和社会意识的主流，运用堪舆术选阳宅墓地，其利在用:“盖不过远水患、处原避湿、得土之宜，而无浸淫之虞也，然皆为建都谋。至卜其宅兆，则埋葬以安亲体魄。孝子慈孙之心，惟欲得善地，永无崩蚀侵损患害是已”。对于风水理论，明人有的认为荒诞不足凭，“人之一身，岁不能无休戚，阖门百口，岁不能无盛衰，此必然之理也，而谓生者之命脉其权尽制于死者之朽骨，不亦可笑之甚耶”;推崇“住场好不如肚肠好，坟地好不如心地好”之说②;也有人趋之若鹜，为求子孙富贵而不惜迁葬已死多年的先祖于所谓的“吉地”。
风水对于明代陵址的选择有比较重要的影响。明朝列帝选陵及各王府卜选葬地，除聘请名高一时的阴阳先生外，主要依靠由钦天监选派的阴阳生，当人员不敷用时，另以天文生充之。据《明英宗实录》记载:天顺五年(1461年)四月，“太常寺少卿掌钦天监事汤序差天文生充阴阳人往各王府择坟地。校尉觉之，序陈阴阳人精地理者少，故自正统以来，间使天文生代往”。《大明会典》载钦天监职掌之一云:“凡营造、出师等，奉旨选择年月口时、方位进呈;若陵寝及各王府安葬选择吉地奏用，其差委官生，各有次第，不许紊乱”。
以《葬书》为代表的堪舆理论对于江西明代亲王陵墓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葬书》主张:“夫葬，以左为青龙、右为白虎、前为朱雀、后为玄武”，这是指墓穴周围的山势而言，具体要求是:“玄武垂头，垂头言自主峰渐渐而下如欲受人之葬也。”“朱雀翔舞，前山耸扳「攀]端特。活动秀丽，朝揖而有情也”;“青龙蜿蜒，左山活跃宽净展掌，而情意婉顺也”;“白虎驯顺，驯善也，如人家蓄犬驯扰而不致有噬主之患也。”除山势形局要全以外，还要得水，《葬书》所云:
“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
江西明代藩王陵的风水理念大多与皇陵相同。江西南城益端王陵建于金华山，山南麓有一小丘陵及小山包，益端王墓室即建于此小山包之中，在小丘陵及小山包的东西两侧各有一支余脉向南延伸，陵园即建于这个范围之内。
第二，《葬书》认为:“葬者，乘生气也”，“生气附形而有，依土而行”，“夫气行乎地中，其行也，因地之势，其聚也，因势之止”;因而主张以石山土穴为上吉。为了使墓主能够依土而“乘生气”，在玄宫后殿的石棺床正中都要留一个方孔，称为“金井”，井中即是原山黄土。明代亲王陵墓中也多有“金井”之制。江西新建宁献王墓之棺床，以石砌边框，内满填黄土。江西南城益定王及王妃合葬墓，王棺底中部有一个圆形腰坑，直径20厘米，深1 _5厘米，“内置铜镜一面”，其功用等同于金井。
第三，《葬书》认为:“人受体于父母，本骸得气，遗体受荫”，并进一步解释说:“父母骸骨为子孙之本，子孙形体乃父母之枝，一气相荫，由本而达枝也”;“生死殊途，情气相感，自然默与之通。今寻暴骨，以生人刺血滴之而渗入则为亲骨肉，不渗则非气类相感，有如此者，则知枯骨得荫，生人受福，其理显然，不待智者而后知也”正德时嗣宁王震壕有异志，乃葬母于先朝所禁之“西山青岚龙口穴”，也是希望以葬地之王气而助成其非分之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