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对丧葬礼俗文化意蕴和文学价值的解析，主要是以汉民族地区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儒家传统丧葬礼俗为对象。但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五十六个民族在生活方式和传统习俗方面总有着或大或小的差异。丧葬习俗也不例外，从宗教信仰、丧葬心理到丧葬仪式，各民族都各具特色，而其中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丧俗之间的差异又尤为明显。目前民俗学界对于各民族传统丧葬文化的研究都已颇具成果，所以本章将各少数民族整体上归为一类，力图在差异中归纳出其中的共同之处，并进而主要探究丧葬礼俗在少数民族作家笔下的文学价值。
浏家港陵园,上海公墓,
与汉民族的丧葬文化相比，少数民族丧葬礼俗最大的特点便其是其宗教信仰的文化基础。虽然其具体的宗教信仰有所不同，但无论信仰哪种宗教，其观念中都有“灵魂”和“永生的神”，所以民族的丧葬活动都富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如新疆宁夏地区等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其丧葬严格遵循《古兰经》的规定，奉行“入土为安”的教义，提倡速葬、薄葬，实行无棺土葬，墓为主坟。修造坟墓忌用陶器砖瓦，葬礼由教长一一阿旬主持。青藏高原等地区信仰佛教的民族，则相信“轮回转世”，普遍认为祖先的灵魂永存于阴间，永远保佑子孙后代，因而丧葬期间要请喇嘛或僧人诵吟“超度”。大多数信仰佛教的民族实行火葬，他们认为灵魂可以乘着上升的烟到达天国。众多信仰原始宗教的民族则相信山川河流、飞禽走兽等万物有灵，因而崇拜自然万物。在丧葬期间流行“送魂”仪式，葬礼一般都由“巫师”主持，并要择口、大摆酒席，或宰杀牲畜祭奠神灵，具有强烈的原始狂欢色彩。此外，小范围存在的基督教、天主教、萨满教等也有其宗教观念下发展起来的相对应的丧葬仪式。而在这些传播的宗教中，以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的影响最为广泛和巨大。
虽然所信仰的宗教不同，但是少数民族普遍在宗教信仰的终极关怀之下发展出薄葬的丧葬传统，因为相信在死后灵魂可以有所归依，受到神的庇护，所以便无需生者多费心力，而那些形式各不相同的丧仪实则是其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蕴含着原始的宗教信仰文化，为各民族建构一种民族认同感，是凝聚民族情感、维系民族意识的纽带，是人类文化的精华，也是民族文化的印记。
新中国成立以来，虽然实行了一系列的少数民族文化保护政策以保证文化的多样性发展，但在进入现代化经济高速发展期以后，少数民族的传统丧俗同样也面临着冲击与改变。面对这些民族文化危机，少数民族要如何看待与保护自己的传统文化，如何面对民族文化的失落，也是一代少数民族作家在其作品中反复思考和书写的问题。
少数民族作家对各自民族丧俗的描写体现了各民族不同的丧葬形式以及对待死亡的不同文化心态。如果说汉民族厚葬久葬的土葬体现着受儒家孝道支配的慎终追远的礼教观念和保存尸体的世俗倾向，那么游牧民族的天葬则更加具有化有为无、让灵魂拜托肉体的拖累飞向圣地的宗教意味。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和蒋子丹《桑烟为谁升起》都写到了西藏地区的天葬仪式，“死去的人由亲属陪到天葬台，由天葬师在曙色到来之前把死者肢解成碎块(包括骨头)，然后点燃骨油引来鹰群;当第一线曦光照上山梁，死者已经由神鹰带上天庭了。这是庄严的再生仪式，是对未来的坚定信心，是生命的礼赞。”。)姜戎的《狼图腾》是一曲草原狼的赞歌，也是对草原文化的一次祭奠。作者刻画狼的每一次侦察、布阵、伏击、奇袭的高超战术，面对人们狡诈的猎杀，它们视死如归、不屈不挠;狼族之中的友爱亲情以及狼与草原万物的相互敌对又互相依存的关系。同时作者也描写了蒙古游牧民族古老神秘的天葬仪式，与汉族农耕文化生存观、死亡观不同，“草原牧民捍卫的是‘大命，。”牧民们杀狼却又学狼、护狼、拜狼，在他们的观念中，狼如同雄鹰一般会飞，是通天的神物，逝者的肉被狼群分食的同时，灵魂会被带上腾格里。但是，农耕文明的对游牧文明的盲目入侵，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无情征服，使得“马背上的民族己经变成了摩托上的民族，毕格利阿爸成了额仑草原最后一个由草原天葬而灵魂归腾格里的蒙古族老人”，汉民族带着他们砖瓦椽柱在这片广裹的游牧草原上建起了永久性的住房，轰鸣的机器开垦着这片稀薄低产的土地，枪支炸弹无情地消灭掉最后一匹草原狼，而悠久的天葬仪式也即将被农耕文明的土葬墓葬所代替。虽然并非蒙古人，但十多年的知青生活使得草原文化成为姜戎生命中的重要部分，对草原文化和狼图腾有着深刻的认同感，然而面对游牧文化的逐步衰落，作者更多的是其被现文明逐步异质化的深深无奈。
一个优秀的作家必定是一个有着人文使命和民族担当的作家，虽则他们“常常无意在作品中渲染民族色彩”，却因其“自身成长的自然环境文化环境而必然带有自己的色彩”，虽然“无意借宗教来搞一点魔幻抑或神秘的气氛，但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和宗教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和密切的现实联系，它时时笼罩在某种氛围中”。
回族女作家霍达的《穆斯林葬礼》曾被冰心先生誉为“奇书”，认为“它以独特的情节和风格，引起了轰动的效应”，是“一朵异卉奇花，挺然独立”，是一个”极富中国性格的、回族人民的生活故事”。也许异就异在不同于它我们司空见惯的汉文化，奇就奇在独立交错的行文布局和笼罩全书的庄严肃穆和沉静出尘的文学气氛。这种回族文化的书写与圣洁氛围的营造与作品中两场葬礼的刻画是分不开的，可以说就是围绕这两次葬礼，作家对回族人民特殊的人世观念生活特征做出了全面阐释。从而让人感受到作品所散发出的如冰似玉的圣洁和新月朦胧的忧伤。
《穆斯林的葬礼》中着力描写了两场葬礼，通过对伊斯兰教葬礼饱含深情的叙述，不仅为读者展现出一幅神秘的民俗风情画，也使作品散发出强烈的民族特色和穆斯林的葬礼所独有的静穆之美。其次，通过葬礼的刻画，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也使篇中人物的形象更加饱满。
文中第三章和第五章详写了一代回族琢玉高手梁亦清最后的时光。因着民族的使命感—彰显回民英雄郑和航海的丰功伟绩和英雄气魄，表明回族在中华历史上不可磨灭的地位，证明自己作为回族琢玉匠的高超技艺一一在万般顾虑之后毅然接下这一大宗活计，三年以来夜以继口，却在宝船即将完工之际呕心沥血而亡，功败垂成，成为家族中首件悲剧性事件。然而第五章对梁亦清葬礼的全局性描写，则使这种激烈的慨叹与悲伤在真主的感召下，由静穆的丧葬仪式进入到一种冲淡宁静境界。
作者对这一葬礼的描写首先是一种民族丧葬志的全面记述，因为她深信“一切小说都是在写历史，差别只是作者对历史把握的深度和广度，肤浅的作品只记录下浮光掠影，而深刻的作品则写出了时代精神、历史本质。”作者细腻而含情的笔法真实记录了穆斯林丧葬的观念:“速葬、薄葬是穆斯林的美德，伊斯兰教的葬礼是世界上各种族各宗教中最简朴的葬礼……”;穆斯林归葬的方式:“穆斯林实行土葬……真主用泥土造了人的始祖亚当，他的后代来自黄土，也复归于黄土”，由这种宗教信仰成长出这种丧葬理念，所以他们没有任何身外之物的随葬，不需要寿衣不需要棺木，只需要在停灵用的“旱托”上由家人对其“埋体”施以“务斯里”，洗净尘世间积累下的罪恶，然后白布裹身，在一路《古兰经》的念诵声中，进入那同样不做修饰的“拉赫”，干干净净无牵无挂地去回归真主，获得彼岸的安宁与幸福。
在梁亦清的葬礼上，作者突显了回族人民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共同体所具有的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一个穆斯林死后，“他的同胞会自动前来送行，绝不需要雇佣殡葬人员。哪怕是一个饿死在途中的乞丐……责无旁贷地把它埋葬。”这种以民族为纽带而建立起的互助互爱与汉民族“间族相葬”相比，虽都有团结群组的作用，但它体现的是一种更加深切的民族之爱和宗教关怀。
在叙述新月的葬礼时，作者再次重复了关于回族葬仪关于洗礼的描述并详写了“大净”“小净”的过程。同样强调了“穆斯林的葬礼隆重庄严而简朴没有丝毫浮华”，但却更突出了民族之间由于宗教信仰不同而产生的无可奈何的排斥感。由于“隔着教门”，故而生前的恋爱要被强烈反对，即使死后的送行也不被允许。故而身为汉人的朋友郑晓京和罗秀竹只能被“像避瘟疫似的往外推”，无论怎样惦念与亡者之间并无民族之隔的友谊，终究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博雅斋大门紧紧地关上”。楚雁潮也只有在“谁也不认识他，谁也不知道他不是穆斯林”的情况下才“没有任何人阻拦他”，得以看到恋人最后的容颜，得以为她深情试坑，尽着恋人最后一分责任。
将民族性仪式性的葬礼加诸读者所深爱的两个主人公身上，原本“隆重庄严而简朴没有丝毫浮华”的葬礼因为主人公人格的纯净更显其静穆和高洁，无情的葬礼因了有情故事而更加打动人心，让读者更加用心地去体验回族的文化精神，感受淡淡的凄美文学意境。而除了故事情节所散发出的感人至深的凄美之外，文章还时时让人感受到一种心灵的宁静与平和，两场葬礼都使读者感到美之逝去的深切悲痛，但多是默默流泪而不至于嚎陶大哭，整个故事如同笼罩在清凉的月色之下，散发着静穆的氛围。“这种氛围，有如玫瑰园中的芳香，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人人都可以感受到，而且往往沁入你的心灵最深处”这种美感通过浓厚的宗教氛围氨氯散发，体现在丧葬仪式的各个环节与细节中。
梁君碧是作者所刻画出的一个穆斯林的代表性人物。作为一个母亲，对于天真纯净的韩新月她一直是抱有一种刻薄疏远的态度，这使得她身上一直笼罩着恶的光环。但通过两场葬礼，也让我们屡次看到了这个旧式女子对于民族信仰虔诚的坚守以及她身上诸多的人性之光。
作为穆斯林家中的长女，又比妹妹大了八岁，梁君碧自小便是“长于心计，家里的内外开支，都比母亲还有数，虽不识字，却全凭心算，安排得井井有条”，在父亲去世时，她还不过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女。面对父亲的突然离世，相对于母亲和妹妹的号陶大哭，痛不欲生，她显示出了超乎年龄的镇静与自持。父亲的死“立即使她明白了什么样的命运落在了全家的头上”，但“没有叫喊，没有摇晃着亡人诉说一切”因为“她知道，父亲已经归去了，在他离开人间走入天园的时刻，是不应该打扰他的，让从容地走，带着“依玛尼”一一崇高的信仰“她在父亲遗体前默念‘清真言’，好让父亲带着亲人的祝愿，带着信仰，无牵无挂地去”。忍下悲痛，安慰母亲和妹妹，在乡亲们和韩子奇的帮助下妥帖而体面地安排父亲的丧事。因为对真主的忠诚和对父亲的深爱，也为了让父亲在面见真主的时候无魄无悔，她决定要用父亲三分之一的遗产来做“包贴”，把他生前所欠的礼拜和斋戒都弥补上，而不管自己和母亲、妹妹口后的生活将如何艰难。多年的助母持家使她变得刚强稳重，稚嫩的肩膀足以挑起家庭的重担。即便是战乱时期，与韩子奇和梁冰玉失去音讯后，她也能够抚育幼子，竭力支撑起一个家。口夜盼望的丈夫和妹妹终于回国，然而这两个她口夜牵挂的人竟是以夫妻的身份回来，还带回了他们的女儿。在新月的成长过程中，梁君碧对她的态度一直是若即若离不冷不热，将新月视为外甥女这态度确实缺少人情。但她同时也是至亲之人双双背叛自己的活“证据”，每天看着养着，想着他们对教义的背叛，对自己的背叛，她的心中必然也经受着莫大的煎熬。
《古兰经》里禁止穆斯林和外族通婚，虔诚的梁君碧理所当然地对新月和楚雁潮的爱情加以坚决反对，尤其是那句“我宁可看着你死了，也不叫你给我丢人现眼!”的激烈言辞，更是使新月受到巨大的精神创痛，从而加速了走向死亡的脚步。而在新月的去世后，梁君碧放下了之前所有对于她的冷漠和厌弃，她口夜守着女儿，为她祈祷，亲自为她冲洗、穿“克番”，举行隆重的葬礼，奉真主之命，为女儿广施博舍，多行善功，她做了自己可以做到的一切，祈求新月能够得到真主的宽恕进入乐园，弥补这份迟到的母爱。
作为一个一生咯守伊斯兰教规的虔诚信徒，梁君碧自始至终都将维护伊斯兰宗教道德规范置于人生首位。她对新月母子的态度尽管也有私人情感掺杂其中，但更大程度上都以她们的行为“不符教规”为出发点。然而在面对新月的死亡时，她最终放下了一己之见，放下过往的恩怨，宽容温和对待她，并衷心祝愿她能够进入乐园。通过死亡的力量与葬仪的进行梁君碧的心灵得以洗涤与升华，使我们看到了不同以往的善良仁慈的穆斯林，作者也藉此完成了对于人物的全面塑造。
斯达尔夫人在其《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看文学》一文中指出:“判定一部作品必须考虑到作品产生的社会政治哲学宗教等方面的环境，文学作品反映的是一个民族精神在历史上的实际情况。丧葬作为一种独特的民族风俗，熔铸着一个民族长期以来的生存模式与文化心理。少数民族的葬仪虽在形式与信仰上都与汉民族有着或多或少的差别，但是殊途同归，他们都传达出一种人文关怀的精神，希望逝者的灵魂得以安息，期望氏族的群体能够安定团结。而在进入文艺作品时，少数民族弥漫着宗教信仰的丧葬风俗更使作品散发出独居神秘氛围和民族风情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