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传统习俗的审视角度与文学融入，作者的态度并非单一和一成不变的，当这种具体的社会时代内涵由于历史变迁而不符合人们的需要时，作家自然会在作品中做出审美或道德的评价。如上文论述到的一些乡土作家普遍带有一种文化认同的态度去审美地将丧葬礼俗融于笔下，通过文化视角去展现丧俗的的魅力及其所蕴含的生命力度、人性之美。“但是，当道德不单在内容上遭到否定，甚至在形式上也遭到否定的时候，这又不能不引起人们心理情感上的焦虑。
浏家港陵园,上海公墓,
丧葬礼俗在其缓慢而持续的发展过程中，既保留着传统厚重的文化内核，又不断被融入时代的精神特色，现代作家对于丧葬礼俗的审视，主要从其所包含的封建礼教制度和“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的繁缉礼节出发传达出对传统礼孝观念的剥离。到当代作家时，这种观念还有一定程度的延续，如赵树理的《福贵》中原本已经是一贫如洗的福贵在母亲故后除买棺材和央人送葬外，还缝制孝服，请阴阳，请人吃喝，导致背上还清的债务和十几年艰辛的生活。传统的丧葬在鬼神思想和礼孝观念中逐渐发展成过分隆重的丧仪，这实则是对丧葬初衷的背离。《礼记·檀弓上》:“子游问丧具，夫子曰:‘称家之有亡”，“有，勿过礼。苟亡矣，敛首足形，还葬，县棺而封，人岂有非之者哉”。意即，虽是大富大贵之家，亦不能过于奢侈繁杂，否则便有过礼之嫌。清贫之家视济条件来操办丧事便可，因为丧葬礼俗不仅是对死者的安送，更有着对生者的关怀，不能“以死害生”。
中国当代作家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现代作家对于丧葬礼俗的批判审视态度，但与现代作家相比，他们更加具有文化意识并立足于人文精神，从生命主体的角度自觉反思或展示整个民族文化心理，从心理层面揭示了丧葬礼俗中的永恒心理、归宿心理、报恩心理、依恋心理、炫耀心理、宣泄心理等，同时也思考着新时期丧葬礼俗的变迁和出路。
《老喜丧》便是通过一场传统的乡村丧事和亦庄亦谐的叙述展现了整个大家庭各色人物在老太太葬礼上不同的表现与心态。为了老太太“走得风光”的遗愿，子孙可谓是各尽其能了。衣锦还乡的子孙们驾着畅行于城市里的“乳白色的豪华的皇冠车”闯入乡村，却又恰好遇上大雨之后泥泞的乡村路，于是作品的一开头就上演了由“面子”带来的“车骑人”的闹剧一一原是抬黑色棺材的16位杠子夫却先抬起了白色的轿车;在奔丧之前李超便与女友打下赌注，要在奶奶的灵堂前“欢喜”，以戏谑的方式将死者作为亡灵所应有尊严进行挑战与解构;整个送殡队伍在常执事的主持下哭号得热热闹闹，但其中只有天赏大爷在真正地感受到丧亲之痛，然而这却又恰恰是一种近乎恋母情结过度依恋，连棺材那“光滑、细腻、温柔”黑漆都使他摩掌起来“如同婴儿摩掌母亲的乳头”;操办丧事的过程中两个嫂子能儿、够儿暗暗较劲，争强逞能，攀比着在这大显身手的时刻谁更加能看干，话语之间锋芒毕露;而聚集过来等着分老太太遗产的人们在听到大姑妈宣布说老太太已经用自己压箱底的五万块钱买金树媳妇儿肚子里一个二胎时“个个脸二煞白瘫在了席上，临死一般只有出气儿无进气儿了”。各种声音的杂拌，各色人物的演出，将丧仪本应有的庄重之感消洱殆尽，“使得整个故事荒诞感十足。荒诞得你哭也不是，笑也不是，而且哭笑不得之后，还会让你琢磨，让你沉思，而终于让你悟出藏于其中的解剖的犀利和鞭挞的沉重。
因为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使传统文化在上世纪初便经遭遇一次大的断裂，短时间内传统儒家礼孝德义的价值信念未得以重新修复。加之上世纪末以来，中国在经历转型期之后进入高速发展和商品化的时代，道德的堤岸在欲望洪水的冲刷下呈现出逐渐崩溃的趋势。人们已不再那么被信义、友情等道德束缚，亲情也越发单薄和无力。在杨争光的《南鸟》中，一场丧事表现出的亲情和乡情都已变形扭曲到了极致。作者没有着力于刻画丧俗的场面和群体性的人物，而是将人物心理细致表述。将要去世的是好善他妈，临死前却“剩一口气了，咽不下去”，儿女站在跟前等着，邻居们也各自在心中盼着，一遍又一遍地期待着，焦虑着“纸还没挂出来”，等她终于咽了气，“全村人心里都热乎乎的”。而关于丧事的料理，子女间早已有了利益上的争执:两个女儿是不管的，因为她们是嫁出去的人;好善他哥要求少出钱粮，因为他养活的年代最多。同村的人们都在期待着兄妹之间冲突将会带给他们的好戏，这一期待“使她们心里暖乎乎”的。南鸟决定送五毛钱的干礼，不是出于传统意义上的邻里吊丧，而是早打定主意要去好好吃一顿。在((扭一一快乐家园第二》中我们又见到了鲁迅((明天》的影子，婆子妈死前，儿女所关心的不是临终之前最珍贵的相伴和安抚，而是将所有的心力都用在怎么策划繁琐的丧葬仪式。在盖子叔的统一指挥下入殆钉棺时齐心协力统一表演哭的大合唱，哭丧中所应有的哀戚之情却全然不见。曾颖((民工的丧事》中因工伤致死的王福尸骨未寒，尚未下葬，一帮家属亲人便围绕着他用生命换来的九万块抚恤金而争执不下。在此丧俗的原初功能与“亲亲之情”的合理内核被摒弃，作家展示了文化变迁中的人情的淡薄和丧失。他们最敏锐地看到、感受到传统丧葬礼俗这种不健康的变迁，然而却无法给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是用心去观察，去讲述和思考。
除对丧葬心理变化的表现外，许多作家笔下还涉及到对当代丧葬礼俗变迁的思考，殡葬改革的呼声自现代社会以来从未停止过，火葬薄葬也一直在被作为现代丧葬文明被提倡，然而在保持着传统丧仪的乡村地区，他们人们吸收新的思想，却又不放弃旧有的观念，如在许多地区履行了火化的法律规定，却依旧再进行传统的墓葬，对于殡葬改革“节约用地”的初衷没有丝毫的益处。一些学者也在担心“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变迁，民俗活动中出现了一些民俗变迁乃至异化现象。民俗活动中蕴藏的感性生命节律、纯朴善真的超越追求、对生的崇拜和死的敬畏以及人类面对自然时的谦逊，在社会现代化和民俗‘现代性’的驱动下，有的完全异化为组织性、装饰性、程式性的各种理性算计和时尚扮饰，不仅失去了原初民俗的真正活力内核而且其中掺杂了诸多私欲和假恶丑的内容。”。丧葬形式往往会被加入过多杂乱的商业娱乐的元素而消解其神圣性和准宗教性。《老喜丧》中孝子天赏大爷打算在办完丧事再为母亲过冥寿，并且要请来戏班子热闹热闹。然而来自城里年轻人李乐突发奇想，将原是用来娱尸送灵的丧歌来个土洋结合:照顾老人的情绪，请一个唱京戏的，一个唱梆子的。另外再“回城找几个走穴的来”进行演出。出殡的前一晚，短暂的传统丧歌和戏曲之后，便是暴风骤雨般的节奏，震耳欲聋的音乐，女歌手高耸的乳房，浑圆的臀部，煽动性的歌曲，性感的霹雳舞，时尚劲爆的潮流时尚强力冲击着封闭传统古老习俗，也消解着丧葬所应有的庄严肃穆。《纸马》中同样也传达了对这种现代性丧仪的反思，作为一个传统的从事殡葬的专业户，“我”深刻看到了丧仪形式的变化:“几年来送盘缠逐渐变得我都不敢认了……吹奏成了次要，唢呐里响起的悲哀低徊的挽歌成了次要，跳舞、魔术，翻跟斗一样样都来了，送盘缠在变成一场杂耍式的闹剧，跟死亡送别的庄严仪式相去越来越远”。
年轻一代将主动地将现代文化融入丧葬礼俗，以此带来了丧仪的改变乃至异化。与此同时，老一辈乡民们虽然对传统丧葬文化有着质朴的虔诚与坚守，却只能无可奈何中承受着现代理念和都市文化所带来的冲击。《秦腔》中夏天智的丧仪一切都按照几千年来的传统有序进行着，但在商定抬棺和启墓道的人手时，却发现整个清风“东街连抬棺材的都没有了”，所有精壮的劳力小伙都外出打工谋生计，“武林跟陈亮去州里进货了，东来去了金矿，水生去了金矿，百华和大有去省城捡破烂，武军贩药材，英民都在外边揽了私活，德水在州城打工”，无奈之下只得打破旧有的传统，到中街和西街去请人。乡村习俗是乡村生命力的一种体现，习俗的变化和衰落必然与乡村的变迁与衰落密切相关，如同夏天义所愤愤不平的“清风街啥时候缺过劳力，农村就靠的是劳力，现在没劳力了，还算是农村?通过丧葬礼俗上“死了人都煎熬抬不到坟里去”这样的事实，作者更深地思考着曾经养育他十九年的土地和乡村“真的在城市化，而农村能真正地消失吗?如果消失不了，那又该怎么办?”《古墙》中同样是古老的乡村在现代社会中的被迫改变。受现代工业利益的驱使原来的村址上建煤矿，村民们被要求整体迁村，年轻的一代为此而兴高采烈，因为他们终于可以像城里人一样住进单元楼，可以摆脱乡村远离土地。而老一辈却为丢失土地而栖栖逞逞，老福海赶在迁村工程完成之前死去，而临终时最大的愿望便是能够依旧被葬在自己村子的墓地上。
进入新时期以来，传统丧葬礼俗无疑在不断经历着变迁，从丧葬仪式到文化内蕴，或主动革新或被动改变。丧俗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对其进行合理的传承和变革成为作家思考的重要内容和写作的一个角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