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方济各会传教士利安当在“礼仪之争”中一直坚决反对中国教徒行祭祖祭孔之礼，但在传教的实践过程中，他却开始慢慢理解中国民众在祭祀祖先及祭奠亡者问题上所表现出的执着，对中国教徒祭祀亡灵所行治丧之传统礼仪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态度，先后撰写了《临丧出殡仪式》《丧葬仪式》22两篇文稿，不仅允许山东当地天主教徒行中国传统的治丧礼仪，而且还将天主教的一些规定融入其中。如在《临丧出殡仪式》的导语中，利安当如此说:
浏家港陵园,上海公墓,
丧葬之礼合人性正道，圣教甚重。吾主耶稣在世间之时，至所宠死人之墓，见哭哀之众，故尚感而倍哭之。及后，虽吾主耶稣为赎人罪，受无数苦难侮辱，至被钉十字架死。其埋痊，依众门徒守本地之礼。今论丧葬之礼，有两项，一为圣教之礼，二为各地方习俗之礼……各地方的俗礼，圣教不管，只禁用邪教的礼，除诸邪礼外，别的准行。
当然，利安当对中国教徒行治丧和祭祖传统礼仪的宽容是有一定限度的，在《临丧出殡仪式》第一条规定中，他就指出:“圣教之礼，与本地无邪之礼，意不相同，所以不容侵杂。先该行圣教之礼，再用得本地无邪之礼。即必须先行天主教礼仪之后，方能再行当地的习俗礼仪。另外，在第十三条规定中，利安当允许为死者立牌位，但又规定:“亡者牌位前，不宜念经，但行本地之礼，以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教友若要念经为亡者灵魂，当念于圣像前。教徒为亡者念经必须立于天主圣像前，不可在亡者牌位前诵经吊唁。
对于中国民间为祭奠亡者每隔七天祭祀一次的“七旬之礼”，利安当在表示宽容的同时也添加了天主教的色彩。在《临丧出殡仪式》的规定中，这样写道:
十一七:一七旬之礼，除侵杂邪事可用。
十八:若做七的时候，偶遇着瞻礼之日期，先要到堂听弥撒完，随后能往伊家，做七旬之礼。
十九:依本地之礼，一七个一七旬之内，惟首一七、三一七、末一七习俗所通行的，因首一七是孝子孝眷定成服之日，并止吊;三一七，是远近众亲友俱来设奠之日;末七，是丧礼完成，兼随后孝子出街谢客。
二十:若教中人要行此礼仪，是日宜请会长及众友来其家。先做圣功于圣像前，随后孝子能供养上香于祖牌前，并率家中人同尽哭泣。奠酒之礼礼毕，亲戚及众友随后作揖叩头举哀，以尽若翁即吾翁之意。礼毕，孝子跪前，叩谢亲友。poi
三十一:每年清明日，教友能到山上拜坟。若此坟是葬奉教的，先念经，求天主为亡者灵魂，然后能点蜡上香供养。若是葬外教的，不得念经，但点蜡上香供养而止。poi
从上述这几条规定中可以看出，利安当允许教徒行中国传统的七旬祭奠之礼，但又规定必须要“请会长及众友来其家”，而且要先行完天主教之礼仪之后，方能于祖先或亡者的牌位前上香、敬酒祭奠。对于中国民众在清明节为祖先扫墓之传统习俗，利安当也同样予以接纳，只是其条件是“先念经，求天主为亡者灵魂，然后能点蜡上香供养。”即必须先朗诵经文请求天主保佑亡者灵魂之后，才能进行扫墓之礼仪。至此，可以说在中国传统祭奠亡者的“七旬之礼”和清明扫墓的传统习俗上，利安当已开始偏离了他当年坚决反对“中国礼仪”的立场。
继利安当之后的西班牙方济各会传教士利安定在传教的过程中，对“中国礼仪”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和讨论，制定了《方济会传教团牧灵指南》，几乎涉及到了中国礼仪的各个方面，不仅统一了方济会传教士的看法，也使他们在对待中国礼仪上的做法逐渐向耶稣会靠近。《指南》共分为三大部分:
1.偶像崇拜问题:所涉及内容有亲属拜祭、为亡灵祈祷、出殡、牌位、祭祀、陵墓等。
2.婚姻问题:所涉及内容有婚配拜天地、男基督徒与女异教徒结婚、女基督徒与男异教徒结婚、纳妾、异教徒买妻等。
3.各行业应守礼仪问题:涉及范围有官员、文人、当铺老板、放债收息者、手艺人、奴隶和佣人等。
方济会就上述三大问题所做出的指引，无疑为传教士们的传教活动划定了一个确定的范围，使他们在这一范围内可以按照他们的理解，灵活处理有关中国礼仪的问题。在对待偶像崇拜和祭祖祭孔等主要问题上，利安定坚持了利安当的做法，而且在对待牌位问题上有所松动，“允许在祖庙以外摆放牌位，不可在其前面供奉任何东西，但是可在其摆放之处饰以花卉、香炉和蜡烛”。在利安定神父之后，南怀德神父在涉及是否可以允许天主教徒向先人或亡者行礼仪问题时指出:“我认为应该允许，但应将其中迷信部分与它们分离开来。‘神位’和‘灵位’之字眼本身根本没有迷信之意，因为将它们写到牌位上是摆给活着的人们看的”。
传教士对中国丧葬习俗适应与吸纳在耶稣会神父方记金(Franch}?的葬礼中得到集中体现。方记金神父于1705年来到济南西堂，直到1718年在济南过世，他的葬礼由方济各会传教士南怀德精心准备，很多方面符合当时中国北方的典型模式:方记金的棺材放在十字架的北端，两句铭文分别挂在它的东西两边(铭文为:事亡如事存，事死如事宝，棺材旁边放上桌子，上面放置给死者的供品，在正厅的南端靠近穿廊入口的地方，设置“官长行拜处”，专门让官员向死者致祭行礼，南怀德就站在旁边回礼。
受传教士这种态度的影响，很少有中国信徒顽固地坚持摒弃一切传统的祭祖及丧葬礼仪，而是大多采取“中西合璧”的策略，即以中国传统的仪式容纳天主教的福音，这样既不失对祖先及父母的孝道，又不违背天主教教规。艾儒略曾对教友施行的祭祖及祭奠亡灵的仪式做过描述:
“近贵郡有教中友，于其亲谢世，知牲牢祭品与亡者形神无关也。只制一十字架，书亡者本名于旁，置座前先念(纷。每七日，虽备撰食以待亲戚，必先奉献主前，诵降福饮食经，祈主赐佑。因转施于人，以资隐福。此不失孝敬先人之诚，亦不失教中道意也厂
又楚中李友者图己肖像，上画圣号，祥云捧之，而绘己肖像于旁。执念珠，佩圣犊，恭向圣号。且遗命其家人，凡子孙有奉教者，悉照昭穆之序，咸登斯图。其不奉教者非吾子孙，不得与斯图矣。后有吊拜我者，如同我恭奉上主也。如此，岂非道俗两得，可通行而无碍者乎?”
从文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教徒把天主的福音嫁接到传统的祭祖及丧葬礼仪之上，以天主的名义来践行中国传统的孝道伦理。更有甚者，在北京宛平县的桑峪村，信徒死后同教之人居然用教中音乐在灵前吹打念经:“本年(1828年)三月间，张成善之母出殡，张成善忆及从前伊祖父母丧事，有同教之人用教中音乐在灵前吹打念经，今亦欲照旧吹打热闹”。巨习从文本叙述中我们知道，用天主教音乐在灵前吹打念经超度亡灵这种做法在桑峪村沿袭已久，在这种场景中，天主教显然是行使了中国民间道教、佛教的社会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