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观念产生很早。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灵魂的最基本概念叫做“魂魄”。“魂魄”非是一种，是二种阴阳对应、相互关联的精神存在。一个叫魂，另一个叫魄。余英时先生认为“魄与魂两者也许是来自两个不同的关于灵魂的传统，魄的观念较早，而在子产的时代(公元前六世纪)又有南方传来魂的观念，二者汇合为一，产生了二元的灵魂观; “魄与魂”是中国本土原创的阴阳对应的灵魂观念，它揉合了阴阳五行学说，秦汉时期得到了强化和发展。直至魏晋之后，佛教等异质文化的传人才有所改变。
浏家港陵园,上海公墓,
古人相信万物有灵。人的“魂魄”与生俱来，并非是人死之后才出现的。《左传·昭公七年》日:“人生始化日魄，既生魄，阳日魂。”它们不是人体的物质部分，而是分别依附在人体不同部位之卜的精神存在。人体的活动、感知和思考都同它们息息相关。“魂”依附在“气”(啼嘘呼吸之气)之卜，“魄”依附在“形”(有形的肉体)之卜。气与魂同义，形与魄相依。《左传·昭公七年》孔颖达疏日:“魂魄神灵之名，本从形气而有，形气既殊，魂魄亦异，附形之灵为魄，附气之神为魂也。所以又有“魂气”“形魄”之名，而其两两相对应。以“魂魄”为基础衍生了许多类似的、相关的概念，例如“鬼神”“精神”“形气”“体魄”“形神”等。方家的理解不一样，设释也就不一样。有时同时提及阴阳对应的两方，有时只单独提及阴阳的一方，有时也相互混同，但其基本理念是一致的。
我们可以从当时许多的著作中见到它们的身影，例如《礼记》《礼运》《大戴礼》《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书》《楚辞》《韩非子》《荀子》《庄子》《吕氏春秋》《说文》《论衡》《风俗通义》《太平经》《淮南子》《黄帝内经》等。经史子集、诗词歌赋、医药宗教无所不包，足见这种“魂魄”观念在战国、秦汉的盛行状况，直接影响到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波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就丧葬活动而言，影响最大的是人死之后“魂魄”的去处和人们对待人死之后“魂魄”的方式。“事死如事生”固然是一种通行的观念，但是如何处置，才算是“事死如事生”?古人认为，魂属于阳类，因而是一种主动的、属于天的物质;而魄属于阴，因而是一种被动的、属于地的物质。《淮南子·五术训》说:“天气为魂，地气为魄。”人活着时，魂与魄处于运动状态，所谓“魂魄”合体是生。人死，嘘吸之气停止，身体不再活动，所谓的“魂魄”分离则死。人死之后魂气离开形体，而形魄附于形体。《礼记·郊特牲》记载说:“魂气归乎天，形魄归于地，故祭，求诸阴阳之义。”《论衡·论死篇》也说:“人死精神升天，骸骨归土，故谓之鬼，鬼者，归也。魂魄分离，各归其属，魄附形人地为鬼，魂离体归天为神，鬼神是魂魄分离之后的结果。《大戴礼记》:“阳之精气日神，阴之精气日灵。”卢辩注日:“神为魂，灵为魄。魂魄者，阴阳之精，有生之本也。及其死也，魂气卜升于天为神，体魄下降于地为鬼，各反其所自出也。”魂与魄在人死之后分别归于天卜和地下这两个不同的地方。
既然人死之后魂魄分离，“魂气”升天，“形魄”归地，那么逝者的子孙，既要帮助祖先的“魂气”顺利地升天，又要安顿祖先的“形魄”归于地下。努力措置逝者的形体和灵魂的原因和动机，孝道是第一原因，对死后世界的恐惧和对后世之人自身命运的祈福是第二原因。《礼记·中庸》日:“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汉书·五行志》说:“命终而形减，精神放越，圣人为之宗庙以安魂气，春秋祭祀，以忠孝道。古人相信通过祭祀可以实现人与先祖亡灵间的沟通，进而得到祖先对后世的庇护。与此同时，逝者的鬼魂需要不断地祭祀供奉才能安宁，如果不能得到供奉则不断地祸害人间。所以人要祭祀以求赐福而免祸。王充《论衡·讥日篇》说:“推生事死，推人事鬼。见生人有饮食，死为鬼当能复饮食，感物思亲，故祭祀也。《左传·昭公七年》载:“用物精多，则魂魄强。鬼神也有物质的需求，所以世人在安排葬事时，“大象其生以送其死”，给予生前相同的待遇，以满足死后“幽冥”中的生活需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是秦汉丧葬之风盛行的思想根源。
既然“灵魂”是二元的，安置它们的方式也是二元的。针对人死之后的两个世界和灵魂去向的两条线路，就必须采取不同的处置方法。先秦的办法主要是“安葬”加“庙祀”，安葬和祭祀的地方远离;秦、两汉的办法主要是，“安葬”加“墓祭”，安葬和祭祀的地方临近。《礼记·问丧》载:“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把逝者的形体用棺停收硷安葬于墓地，同时把逝者的衣物连同所附着的神魂取回，在宗庙、寝中祭祀和供奉。《仪礼·士虞礼》记载:“魂车载衣于寝，而祭之。”寻常百姓如此，君王更如此。《自虎通·宗庙》:“缘生以事死，敬亡若事存，故欲认宗庙而祭之。”只不过君王痊埋的物品更加丰富，祭祀礼仪更加复杂。东汉王充《论衡·四讳》说:“古礼庙祭，今俗墓祀。……墓者，鬼神所在，祭祀之处。反映的就是秦汉安葬和墓祀在空间位置卜合流之状况。
秦陵没有确切的“魂魄”的记载，但是“秦始皇出寝”本身事涉灵魂观念，其后两汉皇室与魂魄相关的记录就有很多。秦始皇出寝之后，祭祀神魂之所一部分转移至陵卜，与安葬“形魄”之地合并在一起。因为这个变化，促使了帝王陵墓建筑空间的扩展，改变了以往陵墓建筑的空间结构，秦汉帝陵的设计、建设理念因此而为之改变。“寝”本身作为宗庙的一个部分，其功用就是祭祀和供奉。西汉王朝继承了秦的传统，延续了陵卜建“寝”的做法，其“寝园”或者“园寝”是独认的一组或者两组建筑群落，继续成为帝陵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汉又将宗庙移至陵卜，宗庙中用于藏“神主”的建筑到达陵域，陵墓的祭祀功能得到进一步加强。东汉帝陵以寝殿为中心构筑陵寝建筑区，是卜陵礼仪和日常供奉等活动的固定场所，依然体现的是灵魂观念在帝陵构建中的深重影响。
秦汉的陵墓体系是痊埋和祭祀系统为主的集合体，但是帝陵处理痊埋系统和祭祀系统的方式显然不相统属。从古人的角度看“鬼与神”是应该有严格分别的，对它们的安置方式各不相同。正如晋博士傅纯所说:“圣人制礼，以事缘情。设家停以藏形，而事之以凶;认庙桃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还。此墓庙之大分，形神之异制也。”家停以藏形(形魄)，是凶礼;认庙桃以安神(魂气)，是吉礼。天地、鬼神互不相通，“藏形”“安神”的目标虽被有机地整合在一起，但是其意是既整合又分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