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两汉帝陵遗址中发现的各类遗迹组成的空间，特别是陵园建筑方面的空间一般难于界定其名义、性质和功能。尽管可以通过考古发掘、类型比对的办法大体判断遗址的性质是殿址、居址、礼制建筑，但是不能替代关于陵墓空间架构的文献记载的研究，结合文献的描述我们才能正确认识帝陵遗址的空间构成。
浏家港陵园,上海公墓,
秦代有关帝陵空间结构的历史文献很少。《史记·秦始皇本纪》《汉书·贾山传》等文献津津乐道于神秘的地宫和规模宏大的封土。像“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减满之”，“中成观游，卜成山林”之类，近乎文学色彩的描绘，仅局限于地宫和封土，对陵园的建制却没有分毫的笔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通过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发现一个规模庞大的陵园遗址以及大量的相关遗迹。我们可以通过晚期文献记载，对应了解陵园遗址中最重要部分的称谓和性质。
东汉学者蔡岂、应劲，西晋史家司马彪在记述两汉祭祀活动时，都曾提及一个重要的历史环节，这个环节和秦始皇陵的空间布局密切相关。蔡岂《独断》记载:“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汉因而不改。《后汉书·明帝纪》注引应劲《汉宫仪》的记载与蔡岂《独断》类似:“古不墓祭。秦始皇起寝于墓侧，汉因而不改。《后汉书·祭祀志》也记载说:“古不墓祭，汉诸陵皆有园寝，承秦所为也。秦汉之前的古寝分成二种，一种是君王日常起居的朝之寝，一种是用于祭祀的庙之寝。蔡岂在《独断》中说:“宗庙之制，古者以为人君之居，前有‘朝’，后有‘寝’，终则前制‘庙’以象朝，后制‘寝’以象寝。《后汉书·光武帝纪》李贤注引《汉礼制度》记载:“人君之居，前有朝，后有寝。终则制庙以象朝，后制寝以象寝。“秦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显然是拆分了“宗庙”或者“人君之居”的一部分，转移至陵墓的一侧。因为和始皇终制关联，此“寝”当为庙寝。《后汉书·祭祀志》载:“庙以藏主，以四时祭。寝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荐新物。“祭”“荐”是两种不同的祭祀活动，因此“庙寝”是祭祀活动的固定设施和固定的场所。
虽然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有证据显示，秦始皇出寝之前已经有了露祭和墓卜建筑的迹象。但是无论是规模还是对后世的影响，均无法与中央集权国家层面相提并论，而且之前所发现的墓卜建筑或者墓侧建筑其名义、性质和功用，目前无法确切地与古文献对应并加以认定，且祭祀的主体也不明确。所以“古不墓祭”存在争议在所难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和必要。秦始皇出寝而产生的陵墓建筑和以往的墓卜、墓侧建筑，就形制而言显然不是一个相同的文化系统。应该说秦汉的墓祀是一个由民间习俗向国家礼制过度的过程。秦代在国家层面做了形式卜的肯定，固化了春秋战国发展的结果。经过西汉的完善，到了东汉时期被进一步加强。正如东汉王充所说:“古礼庙祭，今俗墓祀。……墓者，鬼神所在，祭祀之处。墓祠和墓祀得到整个汉代社会习俗、政治制度的认可和执行。从这个角度理解，东汉学者和魏晋史家一致强调的“古不墓祭”有存在的合理性。
秦始皇陵园内城北侧西部发现的面积约18万余平方米、由11组建筑共同组成的建筑遗址群，经过学者研究，就是文献记载的秦始皇陵的“寝”。“秦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这个历史事件改变和丰富了以往古代帝王陵墓的空间格局，对于我们了解秦陵的形制结构，以及陵寝制度发生、发展的过程弥足珍贵。“秦始皇出寝”，作为一种有固定场所的，直接针对帝王自身的，具备正式礼仪的国家制度登卜了历史的舞台，同时又被西汉和东汉继承发扬，形成了有制度可循的祭祀礼仪。它与其服务的陵家结合一起，成为帝陵的结构核心。除此之外秦始皇陵的其他组成部分的性质和功能，当时的文献多无证。“汉承秦制”，秦陵的研究多借助两汉文献，以汉帝陵的结构去推测是符合历史史实的。
记述西汉帝陵的文献非常多，但是有关布局结构的文献却很少，且出现也比较晚。最早记载见于《汉书·高后纪》颜师古引注的《黄图》。《黄图》成书于东汉末曹魏初期，是专门纪录汉长安及附近建筑的图，附有题记。后遗失，有人对《黄图》的题记作了辑录，遂成今本《三辅黄图》。颜师古注引说:“《黄图》云:长陵城周七里百八十步，因为殿垣，门四出，及便殿掖庭诸官寺皆在中。是即就陵为城，非止谓邑居也。根据这条史料的记载，我们大致可以知道汉高祖长陵的空间组织形式。外围建有规模较大的陵城:长陵城(即外陵园)，周有垣墙，门四出，内部有便殿、掖庭和诸官寺等建筑。《汉书·韦贤传》记载，“园中各有寝、便殿”，注引三国时期如淳:“《黄图》高庙有便殿，是中央正殿也。”高崇文先生据此认为便殿是寝的正殿，谨备一说。但是无论如何，陵卜的“便殿”当是寝的重要组成部分，间接说明长陵有寝(《史记》所谓高帝寝)。长陵还建有“掖庭”，将“掖庭”设置在陵卜，此当宫人守陵的居所。宫人奉陵制度一般认为盛行于昭宣时期，长陵的记载说明开始的时间可能会更早。“诸官寺”，类似东汉时期的“园寺吏舍”，是管理陵园的官员园令、寝令、庙令、食官令及其属员，或者服务于“掖庭”的中官办公场所。这条史料主要记述了祭祀建筑、兆域设施和奉陵建筑，没有提及痊埋系统，但是考古工作已经确切发现了帝陵的封土、地宫、丛葬坑以及后妃合葬墓、附葬墓、臣下的陪葬墓等方面的内容。痊埋系统也可以通过其他史料得以补充，《续汉书·礼仪志》引注《汉旧仪》记载说:“已营陵，余地为西园后陵，余地为婕好以下，次赐亲属功臣。《续汉书·礼仪志》引注《皇览》记载说:“汉家之葬，方中百步，已穿筑为方城。其中开四门，四通，足放六马，然后错浑杂物，扦漆增绮金宝米谷，及埋车马虎豹禽兽。此“方城”非是指地下之建筑，当指地面之卜紧邻地宫、封土，外围用垣墙或壕沟环绕的那个区间，形状为方形因以为名，即秦、西汉之内陵园，东汉之陵园。秦、两汉帝陵最内侧的这部分核心区间，其形状均为方形，规模大小近似，均配置了阂台，显然有一致性。
长陵是西汉帝陵的最初模式。长陵之后西汉的陵墓制度逐步完善，惠帝建高帝原庙于长陵近旁，阳陵在长陵大陵城基础卜增设了帝后封土近旁的一重方形的内陵城，明确发现了陵庙遗址。大约到茂陵时期，西汉帝陵基本的框架趋于完整。此后西汉晚期的儒家复古运动对陵园和宗庙建筑的形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陵墓制度一度发生了重大调整。西汉帝陵整个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偏离“秦始皇出寝”的帝陵空间架构。“寝”(寝园)作为陵卜一个最重要的礼仪空间，延续始终。与此同时，正藏、外藏以及附葬、陪葬等瘫埋系统、兆域设施都在秦陵的基础卜更加丰富和完善。目前从考古发现的情况看，秦代帝陵痊埋系统是东向的，而陵园建筑是南向的，显示一种相互交错的分布状态，这种状态也为西汉帝陵继承。
有关东汉帝陵空间结构的文献见诸刘昭补注的《续汉书·礼仪志》之中，南朝刘昭注引东汉伏侯的《古今注》，同时辅以西晋皇甫谧的《帝王世纪》。二部著作成书于东汉或者距离东汉不远，内容丰富真实可信。《帝王世纪》记述东汉全部十二个帝陵的方位和里程;《古今注》记载质帝静陵以卜东汉诸陵封土的规制丈尺、陵园的结构、兆域的占地顷亩。东汉帝陵考古发现的建筑遗址、夯土台基、庭院建筑等，其称谓、性质、内涵在《古今注》记载的框架内进行研究和分析，应该是有所依据的。根据《古今注》的记载，东汉帝陵分为三种类型:(一)原陵;(二)明帝显节陵、章帝敬陵、和帝慎陵、安帝恭陵、顺帝宪陵;(三)荡帝康陵、冲帝怀陵、质帝静陵。安帝恭陵记载有阂文，当与第二类相同。顺帝宪陵、冲帝怀陵分别属于二类、三类的东向排列陵寝建筑的一个亚型。从目前的考古工作看东汉帝陵布局结构一致性的程度比较高，形制变化细微。考古工作无法证实文献记载的原陵，这种有垣墙、无石殿类型的存在，可能文献记载有出人。
结合考古工作总结起来，东汉帝陵最主要的空间布局是这样:(一)东汉帝陵的主要类型—正常的成年皇帝陵，分成二个区域空间，第一区域:由行马围成的边长400米左右方形陵园，规模大小和布局与秦、西汉的内陵园类似。“无周垣，为行马，四出司马门。石殿、钟虚在行马内”，其内有陵家、地宫，同时增加了石殿、钟虚，以痊埋系统为主。第二区域:行马之外、陵园的东侧，是按照都城宫殿布局集成的陵寝建筑区，“寝殿、园省在(行马)东。园寺吏舍在殿北”。其内有寝殿、园省、园寺吏舍，以祭祀系统和奉陵建筑为主。(二)减制的未成年皇帝陵，只有一个空间，即行马围成的区域，“行马四出司马门。寝殿、钟虚在行马中。因寝殿为庙。园寺吏舍在殿北”寝殿、钟虚在其中，园寺吏舍在殿北，因寝殿为庙。第一种模式已经被考古工作证实(朱仓722、二汉家、自草坡)第二种模式考古工作不充分(朱仓707、三汉家)无法完全证实。当然，减制帝陵本身就是一个特例，不能代表东汉的整体情况。
东汉实行简葬，简化了陵园内的设施，缩小了陵园建筑的规模与体量。没有发现外陵园，实行帝后合葬，帝后的内陵园、封土、地宫合二为一。石殿是秦汉时期首次进人陵园内的地面建筑，此前秦、西汉的内陵园并无建筑，一般只有封土、墓穴和丛葬坑。西汉帝陵的寝、庙、掖庭和诸官寺等各类性质的陵园建筑分散在内陵园以外的不同方位，东汉帝陵不建陵庙，把陵寝建筑集中放置在陵园之外的东北部，形成了“陵”和“园”二个对应的单独空间，分别由陵令、园令及其属官执掌，佐以食官掌祭祀，黄门掌园省。痊埋系统和祭祀建筑、奉陵建筑的性质、功能径渭分明，陵墓和陵园建筑的方向也变成一致的南向。
东汉帝陵与秦、西汉帝陵之间的衔接不是渐进式的。陵墓的空间结构、各类组成元素的形制几乎没有不变化的。减去一些旧有的内容，增加了一些新的前所未有的设施，至于记录陵墓的文献语言体系也有所不同，变化幅度之大令人不解。这些内容使我们不得不考虑，东汉帝陵有可能并非直接导源于西汉帝陵。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坚称秦汉一体，东汉帝陵空间布局的重心仍然是出寝于陵侧的传统，以及痊埋和祭祀并重的做法。秦始皇陵陵园内建有庞大的“寝”的建筑群，有一组路寝和十组燕寝;西汉帝陵建有“寝园”或者“园寝”，四周有垣墙，分成一组或者二组建筑群体。东汉实行简葬，没有“寝园”的概念，只有一座叫做“寝殿”的殿堂，围绕“寝殿”建造一周的廊庞。重大的祭祀活动均在寝殿中举行，寝殿是祭祀活动的核心，东汉帝陵因此顽强地保留了“古寝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