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诺德·凡·盖内普在《过渡礼仪》(全名是:《过渡礼仪:门与门坎、好客、收养、怀孕与分娩、诞生、童年、青春期、成人、接受神职、加冕、订婚与结婚、丧葬等礼仪系统之研究)))这一著作中将礼仪行为称为“过渡礼仪”(rites depassage)，从中再分析出三个阶段:分隔礼仪(rites de separation)、边缘礼仪(rites de marge)以及聚合礼仪(rites de agregation)。他认为，无论是个体在一生中还是群体在生存发展中，在空间、时间以及社会地位上、都时时经历着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过渡，因此，盖内普进一步指出，分隔礼仪可称阂限前礼仪(preliminaries)、边缘礼仪可称闭限礼仪(liminaires)，而聚合礼仪可称闭限后礼仪(postliminaires)。盖内普在使用“边缘”时考虑到对应的“中心”或“主流”的概念，“边缘”暗示着个体与群体、少数与多数、分支与主流的分隔，进入身体、心理、社会和精神上的“被边缘化”状态，经过一定时期，再以礼仪方式聚合到大群体的主流中。
浏家港陵园,上海公墓,
彭兆荣所著《人类学仪式的理论与实践》一书认为仪式必然与地方性的伦理和知识体系结合起来，形成具有地方特色和时空限制的仪式实践。盖内普的“闭限”理论从某个角度说旨在通过一个有明显界限的、具有时空规定的、被特定族群认同并且参与的、有固定程序的社会行为来强调和强化一种社会秩序，突出既定的伦理和民约，递承传统的意识形态，以期达到社会整合。虽然盖内普的“过渡礼仪”整齐而华丽，但任何理论建构都无法达到普世价值。盖内普的“过渡礼仪”的假设是完全建立在生命的历时性维度上的，他将人的生命进程类同于一段行动单一、方向一致且不可逆的物理过程，所以“过渡礼仪”的三阶段是单向的而不是双向的，它符合生命的一维性;但人类在实行各式的“过渡礼仪”时所寄予的生命理解应该具备宗教的原生性:生命的通过是双向的。当经历一个生命时段必须伴着一个相应的仪式行为来确立其过渡的程序，标榜生命“通过”的阶段性标志，在丧葬仪式方面，盖内普并没有关注“过渡礼仪”之后的归属问题，只是强调阑限阶段后的整合，与仪式的宗教功能相悖。
张举文也对盖内普的“边缘仪式(ri七es de marge)”提出了批评，作者认为盖内普没能考虑到所有的仪式参与者都可能是处于“边缘”状态，比如在跨文化或民族的移民过程中。他们除了举行传统的(人生过渡和岁时节庆)礼仪活动，还进行为了适应新环境而创造出的新礼仪活动。因此在现代意义下的跨文化或社会互动中，边缘礼仪便有了新的一层意义—即文化聚合(并非“同化”)进程中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民族文化地位对该个体和群体新获得的身份的接受，以及在新社会环境下的文化和民族的认同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