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纳正是基于盖内普的“阂限(liminaires)”思想而发展出了“闭限性”liminality)的观念，特纳认为围绕仪式展开的阂限前旧常状态)—闭限期 (仪式过程)—阂限后(日常状态)这一过渡过程，是一个结构—反结构一一结构的过程。经过这三个阶段仪式主体(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重新获得了相对稳定的状态，而且还因此获得了明确定义、“结构性”类型的权利和义务，通过仪式过程中不平等的暂时消除，来重新构造和强化社会地位差异结构。特纳不仅关注仪式的象征符号;强调仪式过程与其他相关事件或文化整体之间的互动性关联;而且还关注结构与反结构、系统与过程、理性与激情、诗性与科学的辩证关系。
浏家港陵园,上海公墓,
王建民在《维克多·特纳与象征符号和仪式过程的研究》一文中对特纳的结构理论提出了批评，首先王建民认为在象征意义形成的过程中可能会有某种权利的介入，从而影响象征意义的表征，甚至造成象征意义的改变。特纳在那看似与世隔绝的社会所做的仪式研究，能否适用于现在很多因受到强势文化介入而发生改变的族群昵?在内部发展和外部影响下人们对仪式象征的场景会有不同的认知和论释，如何看待仪式象征研究中的时间维度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其次，特纳在关注结构的同时应当关注个人能动性。特纳的仪式研究多注重仪式的行动过程和族群的文化，实践的个体却被置于一旁。
笔者认为阿诺德·凡·盖内普和维克多·特纳的研究范围仅局限在相对封闭的、结构简单的社区，当今现代化浪潮已席卷全球，地处偏僻的大沐浴村也深受影响，跨文化互动与加上国家政策的强势介入，使得丧葬仪式过程没办法按照其理论进行精确的阶段分类，也加快了丧葬仪式的变迁过程。另外，他们二人都忽略了个体对于仪式过程的影响，大沐浴花腰傣人的灵魂观、生死观促使“雅摩” (巫婆)在整个丧葬过程中的绝对权威，“雅摩”作为沟通灵界与人间的媒介，既起到增强社会教化、维系社交网络的作用，也控制着整场葬礼的节奏，甚至影响到葬礼结束后的社区整合效果。鉴于“雅摩”在花腰傣丧葬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本文也对其进行了详细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