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已经论及，在隋唐五代尤其是唐朝那样一个生产力空前发展、对外交流空前频繁、文化空前繁荣、社会风气空前开放的时代，胡汉风俗的融合和互动也是必然的。隋唐境内的民族大融合是一种突破民族界限和胡汉壁垒的、完全打开的、取我所需尽我所用的大家气象，经过南北朝时期的磨合，排斥他族的心理也开始慢慢改变，在民俗方面的相互影响和接受也越来越多，兼容型的新风俗开始形成。
浏家港陵园,上海公墓,
汉族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丧俗影响，实行土葬法只是一个最明显的方面，在殡葬礼仪方面，这种影响更是数不胜数，兄弟民族的丧葬风俗许多方面都有了汉族的影子。例如，在突厥有为死后的可汗建造石人像、石碑的风俗，随着与隋唐关系的密切，这种风俗也开始出现了汉化的痕迹，雕刻石人的技法明显是唐代的技艺，在石碑周边出现了唐人才有的花纹，网特勤碑甚至完全出自唐代工匠之手。还出现了溢法制度的仿行，如网特勤碑中就曾写道:
“由于我弟闻特勤……我赐给他伊难珠阿守卫达干的称号，我让人尊敬他。”在回鹊、吐谷浑、吐蕃等族的土葬墓中，考察其墓室构造，有很多与汉族相似、相同的地方，如墓室基本以斜坡墓道土洞墓为主，墓道内有天井、雨道，墓室的四壁稍稍向外弧出，墓顶渐趋平圆，带有明显的隋唐墓室风格。
现在发现的回鹊、吐谷浑后期的墓志，也是从唐人那里引进的，这些民族原本没有为死者立墓志的习俗，而后期却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墓志的形制、装饰、雕刻笔法也和唐人一般无二，志文也都是四六对仗的骄文，且都是详述死者生前功绩，为死者歌功颂德，反映出明显的唐代墓志的特色。前文已经探讨过，吐蕃棺板的图像技法是直接取法自唐代中原地区壁画墓的作法，再加上西方文化的影响而形成自己的风格，而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些文化符号也是从汉族引进的。
在敦煌隋代第280, 295窟《涅架经变》中，释迎牟尼涅架后，弟子举哀中有的号哭，有的拍头，有的捶胸，有的自拔头发，有的摘取头上和衣服上的装饰物等。释迎牟尼身上已经扔了许多头发、缨洛等装饰物。隋代之前，印度佛教文化和中国古代文化正在交融之际，敦煌壁画中的佛教艺术尚未完全汉化，这种民情风俗是印度、中亚、西域等民族的举哀民俗在《涅架经变》中的具体描绘和遗留。此种举哀民俗在《大唐西域记》、《周书》、《隋书》、《唐书》中都有例证。
随葬品方面，几乎每个民族上层墓葬中都要出土大量的丝织品，可以想象这些丝织品在少数民族地区一样受欢迎，不仅生前钟爱，就算死后还准备把它们带到天国，继续使用，可见其钟爱程度。而许多制作精美的泥塑俑，无论是形象、技法甚至摆放规定，都具有高度统一的唐代风格。
正是在这种多民族、多种族、多风气的相互交融影响，才使得隋唐文化走进了一个气度恢宏、风俗文化氛围浓烈而又自由奔放的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