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4世纪，狄奥多西一世(Theodusius I将基督教定为罗马帝国国教时，欧洲的死亡文化就和基督教生死观纠缠不清了。基督教教义认为: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不再以任何世俗的标准去看生死问题，而是因基督而生，与基督同死。
浏家港陵园,上海公墓,
在中世纪时，基督教基本引导了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生死仪式及生死观，教堂内的墓穴显得十分神圣，神职人员与贵族及少数商人能够获得允许藏入教堂中，而对大部分平民而言，只能葬入公墓，中世纪混乱的公墓从此开始成为恐惧与圣神揉杂的公共场所。当中世纪欧洲鼠疫肆虐时，死者增多，藏骸所作为公墓的补充，也发展了起来。当时大量的人口感染去世使得死亡成为身边恐怖却平常的事，许多雕塑、绘画都以此为主题，骼骸、死神等形象频现。殡葬仪式上，除了神职人员或权贵外，尸布是死者裸体的唯一遮盖物[fl}l，许多尸体甚至没有棺掉，直接葬入土中，此时的殡葬文化、仪式还带有较多的原始迷信。文艺复兴后，人的地位获得了提高和肯定，在殡葬文化中透露的不再只是基于原始恐惧而形成的图像、仪式，出现了对“善终”的关注，殡葬建筑表现出对人的关注，许多石棺雕刻记录了平静的死亡瞬间。殡葬仪式对于权贵们来说是个宏大的社会活动，礼仪规定也变的及其严格。但在宗教改革运动后，新教的教徒葬礼显得极为简朴，新教在公墓中也发展了一种为人接受的墓葬结构:长方形的墓碑，简单的雕刻，一直到18世纪中叶，墓碑没有装饰，如果有，也极为简单，除几个城市公墓外，墓志铭都是罕见的奢侈品
启蒙运动之后，基督教对于死亡的解释受到了挑战，人文主义者认为应当摧毁陈腐的死亡制度，以直面死的思想取代对死亡的想象，从而以宁静的目光和勇气迎接死亡的到来，霍尔巴赫认为，以命运的决定代替神意，死成为规律而不是惩罚。
正如欧洲中世纪开始设立的遗嘱开头一样，“深知没有什么比死更为确定，没有什么比死的时刻更为不确定，特立遗嘱如下……”，我们看到随科学地进步，西方社会对待死亡的观念也更加理性化，其中不乏人性的光辉，对宁静、安详的死亡的追求。许多教堂选择建在圣徒的葬身地附近来增加教堂的圣神光辉，同时教堂也成为神职人员及权贵的墓地，加上宗教文化对殡葬文化的影响，这样殡葬建筑与宗教建筑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死亡对基督徒来说也是回归上帝怀抱的方式。殡葬建筑在外观、符号、空间形式上都与宗教文化、宗教习俗相关，如意大利比萨的Campo Santo公墓，平面上是对修道院回廊的模仿，葬礼和祭拜仪式就在这回廊和西端的宵顶下的小礼拜堂里举行。整个建筑用白色大理石建造，和北面的教堂、钟塔及洗礼堂的材料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