陵邑制度是秦汉丧葬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它伴随着陵园建制和陵祭等礼乐制度的发展而逐步形成。在史籍中，秦统一以前不见有设置陵邑的记载，此制可能始创于秦王赢正。据《后汉书冻平先生苍》记载:“园邑之兴，始自强秦。古者丘陇且不欲其著明，岂况筑郭邑，建都郭哉!”根据考古挖掘，秦始皇陵园内曾发现刻有“丽邑五斗崔”、“丽邑一升半”等铭文的残陶片，历史文献与出土文物相印证，说明始皇陵邑的名称为丽邑。陵邑之设，其目的是为了“侍奉陵园”，是和当时人们信奉的灵魂不灭观有着直接的联系。古代中国人，把养生送死等量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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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中庸》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致也。”其原因就是人们相信人死为鬼，鬼和人的一切是相似的。《荀子礼论》所言:“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亡如存也，终死一也。”秦始皇陵园的设计意图就是依“事死如事生”的观念设计的，一切都模拟了生前把地上王国模拟搬入地下。陵邑亦是仿生前的汤沐邑而建，迁徙民众象生前一样侍奉陵园，体现事死如生的愿望。秦始皇陵丽邑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帝王设置陵邑之先河，西汉帝陵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制度。当时的鬼神观愈演愈烈，先后有高、惠、文、景、武、昭、宣七帝于陵旁置邑，每座陵园内不仅有皇帝居住、休息的寝殿、便殿，还把“宗庙”迁到陵园附近，是为了死者灵魂到宗庙里接受祭祀的典礼。西汉的陵县，按祭祀的身份可以分为三种:一是皇帝在其即位后，为自己死后考虑，开始修建自己的陵墓，并设立陵县。这是为了修建陵墓和以后供奉祭祀、修缮的方便。这些陵县共有七个，长陵县，高祖刘邦设立，供奉自己的长陵;安陵县，惠帝刘盈设置，供奉自己的陵墓安陵;霸陵县，汉文帝设立，供奉自己的陵墓霸陵;阳陵县，汉景帝设立，供奉自己的陵墓阳陵;茂陵县，汉武帝设立，供奉自己的陵墓茂陵;平陵县，汉昭帝设置，供奉自己的陵墓平陵;杜陵县，汉宣帝设置，供奉自己的陵墓杜陵。二是汉代皇帝为自己的亲生母亲设置的陵县。有两个:南陵县，汉文帝为供奉其母的陵墓南陵而设;云陵县，汉昭帝为供奉其母的陵墓云陵而设。三是高祖刘邦为供奉其父陵墓而设立的万年县;汉宣帝为供奉其父母的陵墓而设立的奉明县。这些陵县主要是对帝王陵墓进行祭祀供奉的，正如《汉书》所讲:“徙郡国民以奉陵园。”汉代祭祀活动非常频繁，《汉书伟贤传附韦玄成传》载:“京师自高祖下自宣帝与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庙，并为百七十六。又园中各有寝、便殿。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寝，日四上食;庙，岁二十五祠;便殿，岁四祠。又月游衣冠。”陵园的祭祀活动非常多，像生前一样，耗费惊人，又需要大量人力。诸陵“一岁祠，上食二万四千四百五十五，用卫士四万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乐人万二千一百四十七人，养牺牲卒不在数内。fll”由此可见，西汉墓祭祀礼仪次数之频繁，规模之大，远远超过前代，如果没有一支庞大的专司奉陵群体，则无法保障祭祀的需要。陵县的设立，迁徙民众，正好满足山陵所需。据史料记载，陵县中居民的赋税也等同于其他郡县，有租膏、赋等。如景帝二年(公元前142年)七月，“租长陵县”这可能是陵县收租的开始。太常属官有“均官”，主山陵上膏输入之官也。表明陵县中也有膏税。陵县中也有赋，昭帝元凤二年(公元前79年)，六年两次诏令:“太常郡得以寂粟当赋。由此可以看出陵县中的租、赋、税收入是用来满足供奉陵园祭祀、开支所需要的。
除了担任各陵的祭祀之外，陵县之民也有力役负担。如杜陵人朱博，“家贫，少时给事县为亭长”，这是一种职役，汉代为前代帝王、圣贤及本朝功臣等所置“守人户，陵县的性质与“守家”相同，陵县中民的力役负担也如“守家”人户。因为陵县主要是担任各陵的祭祀，所以在行政管理上，陵县归太常管辖。陵县令下属还有“园令”掌陵园，行扫除。又有校长“主兵戎盗贼事”，主管陵园的治安。还有门吏、侯，守卫陵园，负责日常活动。由此可见陵县的功能是独特的，可以说是专门供奉陵园、保护陵园的一个特殊行政区，陵邑居民成为西汉皇家专门守卫陵园的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