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上封土的出现代表了墓上标志物开始向制度化、长久化、规模化、礼制化转变，祖先崇拜意识的加强。甚至有些民族地区的封土还带有自己的特色，有别于中原地区的墓上封土。除了西藏自治区雅鲁藏布江中游的日喀则地区北部的昂仁县的12座墓葬，西藏自治区琼结地区的吐蕃王陵等考古资料外，西藏自治区的其他民族和地区、中国其他少数民族仍然有在墓上封土的习俗，也带有自己的特色。
浏家港陵园,上海公墓
西藏昂仁县卡嘎乡布马村古墓群的北区一座中型墓葬ABM1，封土高4米，从上至下解开封土表层草泥皮约20厘米后，在堆土中开始出现石板及零星的兽骨。在墓顶中央，用夯土筑有一长、宽各20厘米见方的小室，室内置放有零星的动物骨骼(狗?)。这可以看作是在墓葬的封土中有目的地埋葬兽骨，有别于中原习俗。在西藏昂仁县的一些墓地中，可以普遍看到封土的表面有一层碎石堆砌的保护层，用来加固墓家、防止盗扰破坏。同时，这一地区的很多墓葬封土的周边又一圈砾石砌的边缘，在封土的中央，还有长方形的石砌框带，推测这一石框带是从封土上层一直到墓室底层，构成一个坚固的框架。
彝族的丧葬仪式也较为复杂，举行火葬之后，将骨灰直接埋入土坑，再堆土成坟，周围围石，男性围九块，女性围七块，云南省、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四川省凉山边缘等地的彝族，明清之后逐渐使用土葬，并以封土为标志，是在保留当地特色的同时，受到了汉族的影响。
布朗族实习竹棺土葬，正常死亡的人被抬到公共墓地后，将尸体从竹棺内抬出，放入土穴内，盖上垒方。云南省临沧市云县境内的布朗族，就是如此。双江拉枯族低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的布朗族，举行火化，骨灰放入墓穴内，再堆成土堆状，同时，坟头插刺条和树枝。
贵州苗族根据墓室的材质不同，又分为木棺墓、石室墓等。木棺墓，先在地表上挖一长方形竖穴土坑，将棺木放下，“一般垒土为坟”，墓前方用一块稍微平整的石头做墓门。石室墓，尸体放在石室里，垒坟(在贵州的清镇、安顺曾发现过80余座明代初期的石室墓，据专家推测为苗族墓地)。苗族的丧葬过程较为复杂，禁忌较多(也是针对正常死亡的人)。在垒坟的过程中，入土次日由家族的男子帮助垒成坟墓，坟墓前面拱圆，后面垒土作尾巴。
景颇族也要盖土垒坟，并要在坟前立石为门，景颇族在送葬后还要举行送魂仪式，送魂时要在堂屋旁设立俗称“嫩章”的灵堂，并要举行隆重的“建坟”仪式。即用竹子在坟墓上搭建一座丈余高的圆锥状草棚，这个幕上建筑是短暂的，因为在送魂仪式的最后要拆除。居住在金平一带的苗族，丧葬仪式也复杂，禁忌较多也特殊，葬式分为横埋和直埋，二者区别在横埋只用土堆垒而成，不必用石砌，直埋要用石块砌在坟堆周围，并立一块石板做“门面”，瑶族同苗族的横埋相似，有的民族还要在下葬之后举行饮酒歌舞等活动，为了驱鬼。
除了上文提到的在云南省勋海县巴卡因、贺开等寨子的拉枯族墓而不坟之外，有些地方的拉枯族是堆筑坟堆的，甚至还出现了圆形和长方形等不同的封土形状，坟墓上还放置石头。而拉枯族的一个支系苦聪人，也是垒土为坟，并在坟堆前放上死者生前用的一两件东西，如弩、锄头、砍刀等，放置三天后就可以取回，下葬后的头三年家人必须每年上坟一次，修葺坟墓并献食。
云南的白地台中下部的补主湾村，有学者经过实地调查，棺材放入穴坑，填土后，众人开始在墓地四周寻找石头，放在墓侧，以备次日上午垒坟时用。
广西地区的壮族长久流行二次葬，当长辈或亲属死后，将死者装入木棺进行土葬，土葬时一般不深埋，封土堆成一个尖状土包，目的都是让尸体尽快腐烂，再对骸骨进行长久保存。
渤海墓上建筑的发现、发掘和研究，也有助于我们对墓上建筑的认识。早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在黑龙江安宁县渤海镇三号陵1号墓封土上就发现了础石和瓦片，证明了渤海墓葬也存在墓上建筑，由此也开始关注渤海墓上建筑和展开研究。“目前经考古发掘确认存在墓上建筑的渤海墓葬包括敦化市六顶山墓群64M209, I Ml, , I M3}M5，和龙市龙头山墓群龙海墓区贞孝公主墓、M13和M14,M10，以及和龙市河南屯古墓、挥春市马滴达塔墓、长白县灵光塔、宁安市三陵坟1号墓、蛟河市七道河村建筑址等。另外，六顶山墓群I M7. I M17及龙头山墓群海墓区M8，经发掘也发现了墓上建筑的相关迹象。和龙市福洞墓群、璋项墓群的个别墓葬在地表调查中发现较多建筑瓦件，可能也存在墓上建筑。墓上建筑可以分为砖塔类建筑和房址类建筑两大类。房址类在“墓上或墓的周围发现了大量的瓦、瓦当等建筑构件，在有的封土上发现础石、墙体等遗迹;还有的墓葬建于高于地表的夯土台基上，台基上有础石、踏步等遗迹。另外，渤海墓上建筑的演变关系，更能给我们在探讨中国墓葬封土形制演变的过程以启示。墓上建筑规模从小到大;从简易到完善:封土修正程度加深;从开放式到封闭式;使用绿釉建筑构件逐渐增多;陵园从无到有。这些墓上建筑的拥有者同样也是身份尊贵的等级阶层，这些墓上建筑应当是祭祀建筑，起到了遮风挡雨的作用之外，还承担了供奉和祭奠的深层次作用。这些墓上建筑的出现有渤海民族传统的“家上作屋”习俗，有无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要再作讨论。上文中提到的西藏昂仁县卡嘎乡布马村古墓群ABM1有意识地埋葬兽骨，这种特别的现象，在渤海墓葬家有类似发现，六顶山墓群64M205，在墓葬封土中出土陶长腹罐、铜镯、铜带扣、铜带跨、玛瑙珠等遗物，在墓葬并未盗扰的情况下，有学者分析这可能是有意被放置，与下葬后的墓祭活动有关。以此，我们可以重新探讨布马村古墓群ABM1中的特殊现象会不会也与墓祭活动有关。
总之，民族地区可能存在自身的墓葬标志物，包括封土在内的演变进程，相比于中原地区，是简易的。演变过程如下:有意识的埋不葬死者，但是地面上无标志物、无封土;到地面上出现标志物，但是此时的标志物不长久，同时举行墓祭活动;再到墓上封土的出现，代表墓上标志物开始向制度化、长久化、规模化、礼制化转变，祖先崇拜意识的加强。这个演变进程中，民族地区的丧葬意识、宗教、道德、祖先崇拜、灵魂不死等观念的萌生，以及对逝去亲人的缅怀在内的心理活动不是一成不变的，不能说全部的民族地区都符合这一规律，毕竟不同的民族之间、同一民族的不同的居住地、同一民族的不同支系，正常与非正常死亡的区分和相关的葬俗不同、性别差异、婴孩和成人之间、生死观的不同、身份地位的差异，都会影响墓上标志物、墓上建筑、封土的差异，但大概都呈现出了从无到有、从简易到复杂的基本特点。
墓上封土最终出现前的这一阶段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它是中国墓葬封土起源阶段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研究墓上封土的出现和演变过程尤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