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自宋代始就有学者开始有意识地系统梳理、记录祠堂历时发展的脉络，论述了它在历代的构建、适用对象及功能的变迁等等。其中，宋代司马光曾在《文潞公家庙碑》中，以“先王之制，自有天子至于官师皆有庙。……”司马光言简意赅地道明了早在先秦时代，宗庙就曾经作为国家制度的象征物和服务品而出现。
浏家港陵园,上海公墓
至清代，学者们在厘清祠堂历史脉络的同时，还关注到了祠堂在历朝代不断地解构与重构，描述了其使用的对象、选址、功能发生的变迁。清代赵翼以《祠堂》一文中引用的诸多历史文献更为系统地概括了“祠堂”的发展沿革。简要地概述即为:“三代无‘祠堂’之名，战国末己有‘祠堂’名称，汉代‘祠堂’一般建在墓地，魏晋南北朝时，‘祠堂’己不在墓所，唐代士大夫各立家庙，‘祠堂名遂废’，近世士大夫家庙称‘祠堂’，起于有元之世。”
钱大听在《钱氏祠堂记》则进一步指出祠堂在各朝代出现过不同的形式变化，“祠本宗庙之祭，秦汉以降，神抵群祀通称焉。”钱大听考证“祠”系“祭之名”，非“祭之所”。就是说，古代之“祠”为“宗庙之祭”的意思，系现代汉语中的动词词义。可见，祠堂及其制度在历史上不断地解构并下移后，又被重新建构，逐渐地为社会各阶层所用。因此，“祠”的字义变得历时而杂糯，有“事神”、“敬祖”等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