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建立初期采用儒家为正统的统治思想，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礼制思想、神鬼思想等都对汉代的碑刻有不同程度影响，并有所体现。俞伟超先生谈到:“两汉中期至东汉末年的(世界观)是‘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如铜山县周庄发现的两块画像石，一石上刻伏羲，象征阳，另一石上刻女蜗，象征阴，通过天上的阴阳来暗示地上夫妻的恩爱，这些都是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
浏家港陵园,上海公墓
汉代伦理思想的出发点为礼治和礼教，以建立完备的等级制度为目的。这种制度不仅表现在社会各个阶层，甚至表现在每个家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族是某些有血缘关系的单个家庭的组合，家族和家庭成员之间亦有等级差别，可见这种等级差别分化之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伦理思想认为建立等级差别是有必要的，他指出:“礼者，继天地，体阴阳，而慎主客，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内外远近新旧之级者也。”其伦理思想中始终贯穿着“君臣父子大妇之道取之(阴阳之道)，此大礼之终也”。“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此为王道之三纲，这三纲即是等级差别的典范，而“仁、义、礼、智、信”则为五常之道。这一理论的提出标志着封建纲常理论的形成。封建社会等级统治的基础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因此巩固与强化家族的宗法伦常统治是“三纲”的根本环节，所以董仲舒把孝道提到了首要地位。到了东汉时期，封建纲常名教有了更完备具体的规定，并得到进一步强化，“三纲”、“五常”甚至被列入国家法典，班固所撰《自虎通义》使儒家伦理和封建政治得到更好的整合。(A)在这些礼制和礼教中，儒家围绕“孝”这一核心进行思想统治，强调家庭孝德，这首先促进了家族团结。对孝的追求表现在方方面面，如很多人为了追求孝名，不惜一切代价达到入仕的目的。自西汉初年开始，朝廷提倡以孝治天卜，奖励“孝梯力田”者，武帝时开始实行举孝廉制度，以孝梯闻名者被推举为官，至东汉时期举孝廉成为选举官’吏的制度。在举孝廉制度的激励下，东汉士大夫阶层竞相追求廉洁、孝行，形成注重名节的社会风气;这种孝还表现在为体现对死去的长辈的孝顺而一味追求厚葬，从而使得墓葬亦呈等级化势，如地中长辈之墓多居于尊位，而墓地祠堂的兴起也是对先辈尊者敬重的一种体现，一般女性墓土的墓葬或墓室居于从属之位，规模较男性的墓葬或墓室小，墓葬或墓室装饰和陪葬品的数量、质量等也逊色很多，体现出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妻随夫葬，处于从位，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妻受命于夫，正是夫为妻纲的体现。这些都是儒家伦理思想在墓葬中的突出体现。除了“三纲”外，“五常”在碑刻中亦多有体现，如碑石中的出行图、迎宾、会客、送客、饮食、乐舞等等都是儒家思想中礼制的体现。
儒家伦理思想的传播和推广主要通过以下形式进行:第一，大力宣传和提倡儒家政治文化;第二，通过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渠道，利用灌输的形式，传播儒家政治观念;第三，通过著述立说、创造文学艺术精品的途径，利用大众传媒的形式，传递和传播儒家政治文化:第四，通过立法的途径，采用引礼入法、建章立制的形式，为儒家政治文化的传播提供法制保障;第五，通过社会表彰忠孝、示范引导的途径，采用激励的形式，促进儒家政治文化的传播;第六，通过生活礼仪和节日礼俗建设的途径，利用大众娱乐的形式，潜移默化地传播儒家政治文化。而通过立碑的形式来表彰忠孝思想以传播儒家思想则是最为有效且长久的方式，汉代政治社会化把儒家政治文化内化成为人们共同遵守的政治规范、政治价值和政治生活准则，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