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川墓地于1997年在浙江遂昌县好川村发现，属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该遗址出土陶器762件，其中陶豆共434件，约占总数的57%。出土的陶豆数量多、形制复杂、演变有序，陶豆作为该墓地的主要出土物，其独特的造型与装饰真实地保留了来自远古时期先民的生活历史痕迹，反映了好川先民的审美观和精神信仰，为研究好川先民的造物观、设计思想提供了有价值的实物依据。

    好川墓地陶豆在造型与装饰上特征鲜明、内涵丰富。被陶豆运用于设计题材的主要有具象的动植物造型和抽象的几何图案，这些造型与装饰反映了好川先民对自然与生命的认知态度，并通过陶豆这一载体来表达他们对自然与生命的崇拜和敬畏之心，以此来反映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祈祷。

    通过研究好川墓地陶豆的造型、装饰可以还原古人的设计思想，有利于我们学习其在造型、装饰方面的表现手法、设计理念，并为当代艺术活动和设计教学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法象自然的仿生设计思想

    陶器是人类在与大自然斗争中获得的划时代的发明创造，是古代先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所获得的成果。在陶器制作中，人类的审美智慧创造性地得到发展。

    “装饰是人类的本能，不论何人，皆有着装饰欲念，即使在数万年前的原始人类，与禽兽争存，与风雨为敌，在那种生活困难的情形下，他们尚且在装饰洞壁，装饰器物…...，人的这一本能是先民在长期同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所获得的经验。

    好川墓地位于浙西南大山深处的遂昌县好川村的岭头岗。根据对好川墓地的考察分析，好川先民选择在此生产活动是经过一定的分析而做出的合理选择。这一区域地处北纬280附近，自然环境优越，这里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森林密布、动植物资源丰富，能较好地满足狩猎、采集的生产活动，但这一时期先民的生产能力有限，生活物资的获取十分有限，人的生活水平还是很低。这一时期也恰恰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最为紧密的时期，从发生学角度看，人在长期的生产实践过程中由于对未知领域的认识不足，从而对自然产生一些敬畏之心以及一些莫名的紧张与不安，受其影响，人类的艺术活动成为了一种自觉活动，人们通过对自己所熟悉的自然事物的形态加以模拟和仿效来寻求一种精神上的寄托，缓解紧张的心理压力。朱和平在《中国设计艺术史纲》一书中讲到:“当人们在食用采集到的果实之后，发现某些果实剖开以后，其果实可以作为容器来加以利用。后来，人们便利用表坚硬的果壳，有意识地进行比较简单的加工，改造成为使用所需要的形式，成为一种最简单的容器。种在造型与装饰上的仿效、模拟自然界事物的形象用于制作陶豆的现象在好川墓地中有很多。

    设计制作陶豆时先民会有意或无意地把自己所熟悉的事物形态特征在造型设计上加以利用。由于好川先民所处的地域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雨量充沛，各类真菌丰富。在墓地出土的陶豆标本中，部分陶豆局部运用写实的模拟装饰表现手法，仿造自然物象的形态特征。标本M 15:4豆把下端装饰有一圈朝上扉棱，标本M46:8豆把中部装饰一圈向下的扉棱，这些造型和当地野生真菌的根部非常相似。好川墓地E型陶豆豆把基本多是模拟竹杆的形态进行装饰。如标本M27:2豆把上凸起的弦棱就形似竹节，非常生动。

    装饰上更多的是对自然物象进行概括、提炼使之形成抽象的点、线和几何形的圆、三角形、方形的点，并进行镂空装饰。在装饰上追求的是一种平面化的秩序美，如标本M27:2 0

    好川墓地陶豆的造型与装饰产生于人在自然环境中长期的生产实践，并在对自然事物的认识、理解的基础上加以运用。这种设计思想在先秦时期表现得非常活跃，《周易》系辞(上)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啧，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意为圣人见天下的纷杂有感于心，而模拟它的形态，仿造其形象。同样，《周易》系辞(上)接着又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周易郑康成注》系辞日:“以制器者，尚其象，存于器，象可得。”从这些阐述中可以看出我国古代先民在制作器物时非常注重造型的“象”，其造物思想就是提倡要师法自然，从自然的事物中汲取艺术创作的元素。

    好川墓地陶豆这一法象自然的仿生设计，其实就是好川先民仿效自然、模拟自然进行陶器艺术创作活动的物化体现。陶豆的这种模拟往往是从大处着眼抓住事物的形态变化，依据生活和生产的需要，进行大胆地概括，求其神似，使之符合实用美观的要求。这种法象自然的艺术创作思维对当代的艺术创作也是一种有益的启示。

    二、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设计思想

    豆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为:“古食肉器也。从口，象形。凡豆之属皆从豆。”它是古代先民用以盛放食物的一种生活器皿。陶豆的制作生产以满足生活的实用需求为目的，其功能首先是生活用品，然后才逐渐用于宗教、祭祀和陪葬活动中。礼字的繁体字为“橙”，从其结构中可以看出，“豆”是

构成“檀”的主角，日本学者贝口茂树曾作过这样的解释:“y’由‘示’和‘登’组成。‘瞥’，即举行檀的器皿。檀就是在高足的‘登’中盛上肉食，向神供奉的象形字。大汉口文化的高足陶器的形态，具有盛装神酒及供物，敬奉于神和贵人的功能。它确实相当于后来儒教的檀器。”l4]这充分说明豆是祭祀礼器中的重要一员，在古代先民心目中具有重要的分量。因此陶豆既是生活日用品也具有作为祭祀用礼器的功能，这从好川墓地中有很大一部分陶器上都留有烟良这一情况也可得到验证。由于陶豆功能的这一特殊性，先民在生产制作陶豆时对其造型、装饰都应是慎之又慎，体现和反映了他们对自然的认识或是一种对信仰的追求。

    新石器时代时期社会生产力低下。一方面当时还没有桌椅这类生活器具，有学者研究认为，在唐代我国才出现桌椅这类家具。另一方面，由于房屋建筑低矮、简陋、空间狭小等因素，人们进餐时只能席地而坐。根据出土的汉代画像石和画像砖上图画内容来看，直到汉代我国还是席地而坐的饮食方式。在这样的饮食方式之下，作为生活日用器皿的陶豆，自然只能放置于地上使用，陶豆这一"T'，字形的造型就是为适应这种饮食方式而设计。

    从造型上看，好川墓地陶豆基本是浅盘高柄豆。其上半部分为豆盘，下部为豆把。豆盘的造型设计是以半弧形体为基本形，通过压缩、拉伸等制陶工艺进行造型变化。豆盘盘口变化分敞口、微显敛口、侈口、直口。好川墓地豆盘依据其下部的装饰可分无垂棱和有垂棱两种类型。豆把的造型以喇叭形圈足为主。豆把上镂孔装饰圆形、三角形或圆形与三角形组合。好川墓地陶豆豆盘与豆把的组合形式多样，使陶豆器形丰富多变，以其豆盘与豆把的形态特征可分为9型35式。但这些陶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豆把的底径都比较大，从陶豆口径与底径比上看，它们大致是2:1,4:3和1:1这几种。这样的比例设计和陶豆的使用环境和饮食方式存在必然的联系，大比例的底径能在最大限度上保证使用时的稳定性。

    陶豆的高度基本集中在1620 cm间，最低有10 cm，最高29 cm。根据当时的人们席地而坐用手直接取食这一饮食习惯分析，陶豆应该是直接放置于地上使用。如果陶豆设计高度过低或者没有圈足，这样取食时的距离就比较长，造成使用的不方便。1620 cm这样的高度使先民在取食食物时能变得更轻松，偶尔想要端起来饮食时因为有圈足豆把也显得更为方便。陶豆“T"字形的造型结合垂棱的设计，从卫生角度看，豆盘远离地面，豆盘底部垂棱的外撇，使盛放在其中的食物能有效避免一些爬虫啃咬与污染，从而有效保证了先民的饮食安全。

    好川墓地陶豆豆盘采用圆弧形敞口、侈口设计，这样的设计从使用角度看，敞口或侈口陶豆便于食用者从陶豆中抓取食物，同时这种设计能使豆盘盛放更多的食物。其口沿部向外张开，口与腹部衔接自然，曲线流畅，这样的设计有利于豆盘内残余食物的清理，使用起来也更卫生安全，陶豆口沿弧形外倾使陶豆整体造型更具有美感。陶豆以圆弧形和圆形为设计的基本造型元素，应该是好川先民根据当时的制陶工艺水平和使用需求而形成的设计理念。依据好川墓地陶器表面痕迹分析，好川先民可能在制陶过程中已经使用了轮制工艺，圆弧形和圆形的器物最适合于轮制，而且制作出来的器物器形简洁、圆润饱满，同时圆形器物容积率大，承压性能好，of以放更多的东西，能更好地满足使用需求

    好川墓地陶豆的造型设计反映出好川先民那种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朴素设计思想其所体现的是以’‘用”为本，美的需求是建立在用的基础之上从好川墓地出长陶豆的器物造型来看，中后期的陶豆实用性逐渐增强，陶豆造型更加规范美观二

  好川墓地陶豆的装饰也是围绕着实用和审美的和i皆统一这一思想理念已出土的好川墓地陶豆上的装饰内容主要是点、线为设计元素的几何纹样和符号，少量陶豆上装饰有具象的图案纹样(图1l好川先民运用疏密有致、大小不一或重复排列等装饰手法，形成具有较强韵律感的丰富多样的装饰纹样_好川先民把这些装饰纹样依据造型和使用功能的需要，采用戳点、镂孔、刻线、堆叠、施彩的手法巧妙地装饰于陶豆之上如好川墓地出土陶豆(图2）标本M 10: 20，陶豆高19.6 gym,为泥质黑皮，豆盘外面中下部施有一道弦纹，下端堆饰一道弱垂棱，在喇叭形高柄把中部饰有用多道纤细凹弦刻纹结合圆形、三角形镂孔组成的一组儿何形带状纹样，并运用重复排列的装饰手法装饰在豆把卜，构成二组间隔均匀的重复装饰图案陶豆装饰线条流畅、布局严谨，从而使陶豆的组合纹饰充满了节奏感和韵律美二豆把的中问部位刻绘一个酷似人首的图形，人首图形的装饰表达的可能是好川光民的某种信仰或寓意

    从出土的标本样本分析，好川墓地陶豆以泥质灰陶为主，部分陶豆还保留有一层鸟黑发亮的黑皮?可以看出好川墓地的陶豆和半坡的彩陶不同，它本身不具有鲜艳亮丽的色彩，虽在部分陶豆的镂孔里、豆盘口沿、圈足底部发现有涂朱的痕迹，这可能是好川先民根据使用功能的不同会在一些祭祀和陪葬品上局部施以朱彩加以装饰，用以表达先民的某种信仰。因在陶豆表层施涂朱彩这类矿物颜料是不牢固的，很容易剥落，所以日常饮食所使用的陶豆应是保留其本原的形态_这种在黑灰色陶豆表面利用印、戳、刻划、镂孔的技法，表现出极具设计感的几何形纹饰、编织状纹饰及抽象的纹饰与符号，使陶豆既具有含蓄端庄之美也容易让人产生一种神秘感，这样的装饰设计充分反映了好川先民追求装饰与材质、装饰‘J使用功能的和谐统一的审美思想。

    好川墓地陶豆在纹饰上追求实用和审美的和谐统一设计理念。依据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理论层次看，人在较低层次的需求满足后，就会追求较高层次的需求我国先秦时期著名思想家墨子也曾经说过“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新石器时代晚期，好川先民在满足了基本物质需求的基础_匕通过陶豆这一载体运用造、装饰的手法来表达其内心的希冀和追求

    好川先民在陶豆装饰上的这种希冀与追求也促进了好川墓地陶豆的装饰纹样在形式与规律上更自由的展现。好川墓地陶豆上装饰有大量的圆形、三角形和方形镂孔装饰，其形式多样，有一种元素的单独使用或几种元素的组合使用，表现手法自由，有拍印、刻画、镂空和戳点等。这种不厌其烦的重复使用所表达的深层含义可能是先民的生殖崇拜和宇宙观等思想观。正如李泽厚先生说的“因为形式一经摆脱模拟、写实便使自己取得了独立的性格和前进的道路，它自身的规律和要求便日益起着重要作用，而影响人们的感受和观念。后者又反过来促进前者的发展，使形式的规律更自由的展现”。好川墓地陶豆这种自由表现的装饰手法，使陶豆表面装饰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纹样，并体现出好川墓地陶豆的自身文化特征。

    对自然物象进行提炼和概括使之演变为点、线和一些基本几何形以及抽象的符号等元素，并根据陶豆的形态和功能从审美角度对这些元素按一定的设计思想进行重组与排列构成装饰纹样，从而使好川墓地陶豆的纹饰显现出一种简练的几何装饰风格。以现代审美来看其装饰也具有非常高的艺术水平，好川墓地陶豆的这些设计思想应用于现代陶艺设计和一些创意设计也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在推动当代陶艺作品的民族化的同时又能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加以继承和发扬。

    总之，好川墓地陶豆法象自然的仿生的造型手法、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朴素设计思想，不仅体现了好川墓地陶豆的造型观，同时也体现好川先民在器物造型与装饰上朴素的设计智慧。作为灿烂的中华文明中的一员，好川文化在陶器上体现出的这些设计思想是好川先民为我们留下的文化瑰宝，对我们当代的陶瓷设计、制作以及设计创意思维都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1〕王海明，孙国平.好川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2]李有光，陈修范.陈之佛文集[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

  社，1996:182.

[3〕朱和平.中国设计艺术史纲【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

    2003:57.

[4」杨志刚.中国礼仪制度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2001:29.

[5〕李泽厚.美学三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