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工业文明给社会带来巨大发展的同时，个体也逐渐趋于理性化成为理性人，丧葬文化中个体的社会行动也是建立在以理性为动机的利益平衡上。在乡土社会，互惠互助是个体频繁互动的产物，帮忙这一行为看似是邻里、朋友之问约定俗成的习惯，实则是行为者通过主家希望能得到帮助的期望，去实施帮忙这一系列行动，以获得互惠互助的报酬或他人对自己良好评价的目的。对丧事主家的帮忙既是主观的同时也是客观的，每家总有大物小事发生，如果说丧礼中没有正当理由的缺席会导致一种人际关系中断，那么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帮忙虽然不会中断人际关系，但是却斩断了日后寻求帮助的一条路。正是帮忙这一行为是行动者理性权衡利益之后的行为，因而传统型丧葬文化充分发挥了社会整合功能，增强了社会凝聚力。
浏家港陵园,上海公墓
然而在现代型丧葬文化中社会整合功能却在弱化，X区的许多人表示感觉到现在的丧礼与以前的相比人情味淡了很多，但却无法说出原因，人情味的浓淡是社会成员对社会凝聚力强弱的主观感受。随着社会化的不断进程，个体理性化行为更为凸显。一方面，现代型丧葬文化中存在多为情感型互惠互助，即由行动者的情感和情绪决定的互惠互助。由于丧葬一条龙服务减少劳动力和物力帮助需求，因此几乎不会出现传统型丧葬文化中“有钱也不好办事”的情况，从而减少了目的型互惠互助，即行动者通过理性衡量后的互惠互助，在这种情况中即使行动者缺少正当理由没能对主家帮助，至少行动者也不会付出相应的代价或所付出代价较小。行动者会依据自己私人关系的远近、亲密程度理性选择参与丧礼的时问长短、礼金数额大小、自己是否应请假帮忙守夜等。
现代型丧葬文化中社会整合功能弱化原由为以卜几点:其一，丧葬一条龙服务的出现，将目的型互惠互助更多转向了情感型互惠互助，葬礼中私人关系所体现的互惠互助更多的是非义务性、非强制性的，每一个完整的葬礼并不需要过多的人力帮助，行动者的“后顾之忧”少了也自然有了较大的选择权。其二，现代社会是由高度专业化的各个组织构成，随着社会发展，组织的功能也在不断发生变迁。在现代型丧葬文化中类似于单位、村委会等这样的组织介入减少，组织成员凝聚力功能也从原有功能中逐渐分离出来。其三，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得人们越来越趋于理性化，现代社会中“经济人”趋利避害，权衡报酬与代价。行动者会考量在丧葬过程中的行为会付出何种代价或得到何种报酬，例如是否能够获得或修复一段人际关系等报酬，或者是否会付出扣工资、第二天精神状态差等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