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祭又称路祭，是指在丧车所过之处，沿路设祭，以奠鬼神。《礼记·曾子问》云:“道而出”，孔颖达疏曰:“经言‘道而出’，明诸侯将行，为祖祭道神，而后出行。”在先秦时期，诸侯出行之前，就会祭祀道路神。唐朝时，在葬礼途中沿路设祭，可能是由这一习俗演变而来。“祭”在甲骨文中，是双手捧肉供奉神主的形象，即向神灵、祖先奉献贡品。唐代的道祭，既是沿路祭祀鬼神，祭祀中应是以祭食消费为主。
浏家港陵园,上海公墓
唐代饮食丰富，不仅饼、饭、粥等主食种类繁多，副食中的蔬菜如养菜、葛首，水果如葡萄、枣、石榴、柿子，肉类如鸡、鸭、猪、羊，为人们日常所消费。相比于人们日常的饮食，祭食以肉类食物为丰，酒是必不可少的内容，粮食类食物主要为麦、黍、程等未加工研磨的谷类，当季的鲜果、蔬菜也会因时献上祭盘。同为侍奉鬼神之需要，道祭与其他祭祀一样，祭食种类变化不大。吕才之子方毅，哀毁而亡，随母葬时，“友人郎余令以白粥玄酒，生色一束，于路隅奠祭”。陈子昂妻姑高氏卒葬，其“窃闻精意以享，黍樱非馨，敢陈薄酪，以献明灵。”天枯时，山阳县君巩氏卒葬，其家“所备嘉羞飨祭之盛，不可具陈。”可见，道祭中的祭食消费既有白粥类的主食，也有黍樱粮食之类，嘉食珍谨等滋味之食，也献与鬼神所飨。祭食的丰简、荤素，主要依设祭之人的财力所定，但保证食物的洁净是首要原则。酒的消费最为普遍，奉酒祭祀鬼神，在先秦时期已经兴起，唐朝时饮酒之风大盛，不论男女沽酒而酌是为常态。这一时期，酿造工艺进一步发展，酒的类别更加丰富，有米酒、葡萄酒、黄酒、果酒等，祭祀用酒应以提炼精纯为要，以显示敬畏之心，故人们常称以“清酌之奠”祭亲友之灵。
道祭祭品主要以祭盘盛之，周围设以帐握。除丧家自设外，亲朋好友也可以设祭表以哀痛。正由于如此，道祭逐渐成为反映死者生前德行好坏的标准，也成为一些人巴结上司和权势人物的重要工具。不少下僚为奉迎讨好上司，而营丧之家为赢得美名，也精心为之，两相合力之下使得本应以饮食为主的道祭消费发生明显变化。因此，葬中阶段的炫耀性消费，在道祭中也体现得最为明显。唐高宗时，李义府改葬其祖父，“王公已下，争致赠遗，其羽仪、导从、蠕牺、器服，并穷极奢侈。又会葬车马、祖奠供帐，自濡桥属于三原，七十里间，相继不绝。武德已来，王公葬送之盛，未始有也。”唐玄宗时，送葬者已开始当衙设祭，张立帷帐，假花、假果、粉人、鹦粮陈列其间，以炫于路人。安史之乱以后，这种风气更盛。大历中，太原节度使辛云京葬日，“诸道节度使使人修祭，范阳祭盘最为高大。刻木为尉迟鄂公与突厥斗将之戏，机关动作，不异于生。祭讫，灵车欲过。使者请曰:‘对数未尽’。又停车设项羽与汉高祖会鸿门之象，良久乃毕。统续者皆手擎布幕，收哭观戏。事毕，孝子陈语与使人，‘祭盘大好，赏马两匹。”，相比于设食为祭，张幕刻戏成为道祭的重要内容。木偶戏生动活泼，妙趣横生，引得本该悲伤痛哭的孝子也擎幕观看。谢幕后，以称“祭盘大好”掩饰对其的欢喜满意。又滑州节度使令狐母亡，“临境至祭，昭义节度使初于淇门载船桅以充幕柱，至时嫌短，特于卫州大河中河船上取长桅代之。”及至昭义节度使薛r}莞}“降、沂诸方并管内，淡阳城南设祭，每半里一祭，南至漳河，二十余里，连延相次。”不难看出，相比于祭奠鬼神，道祭似乎成了人们炫耀斗富的手段。比起因心致礼，人们更注重帐幕的高大威仪和祭祀场面的浩大，似乎是借此暗示丧家财力之雄厚，人脉之广和孝心之诚。元和七年(812年)，沧州录事参军李玄庆所撰墓志:“野奠路祭，布于川原，斯乃见君奉上之节尽矣，亲豁之分极矣。”就是对这种消费心理的贴切展露。但是，不论是张幕为戏还是沿路设祭不绝，道祭消费的这种变化，反映了当时人们营丧已经从诚心致哀，逐渐演变到流于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