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政策和法令是改变丧葬习俗的主导力量之一，与此同时，现代社会变迁所引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急剧变化，也使数千年传承不绝的丧葬礼俗面临着全盘改易的时代困境(郑志明，2012: 66 )。
浏家港陵园,上海公墓,
在郑志明看来，现代生活方式改变了人与人之间互动的伦理模式，各种亲情伦常逐渐淡薄与疏远，对生命存有的体验也逐渐丧失终极的信仰关怀，人们漠视甚至逃避死亡的存在。丧葬文化不断地剥落与丢失其内在的文化内涵，最后连仪式形式都在日愈的简化过程中逐渐地被淡化与忽略(郑志明，2012: 374-383)。
随着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乌村人在不是至亲去世的情况下，很多人选择让家中的老人或亲友把礼金送到丧者家中，并不回村中参加。礼金成为一种维持村落人际关系的手段，这也造成了原本给逝者的礼转变成给生者的礼金。相比于以前，“现在‘白喜事’花的钱更多了。以前帮忙的人都没有开工资的，叫到谁，谁就去的，现在都要开工资的，烧饭都要开工资。花点钱，轻松点”‘，丧事中的帮忙人由互助型变成了半雇佣型，现在“一条龙”服务在村中流行开来，从找帮忙人到酒席的筹备都由村中做婚丧生意的人包办，只需要按照档次付给承包者费用就可以了。村民认为，“以前都是在一个生产队干活的，叫一下很方便的，现在都在外面的多。开始都是教书的、当干部的人引起的，他们一年到头没有人叫他们帮忙的，他们家的大人去世了，要叫别人帮忙埋葬的，轮到他们家，老百姓就要计较了。老百姓也有道理的”’，帮忙人与丧家的人情关系逐渐向雇佣关系转变。
无论是停殡时间的长短还是葬后烧仪式都受到人们工作方式的影响。很多在外上班的乌村村民，无法请很长时间的假，停殡时间随之缩短。相地先生也根据人们的具体情况改变择日的标准，提供一个长的时间、一个短的时间给丧家，再由丧家做决定，短的时间一般在7天左右。鸟村丧葬仪式中做七、百日和周年祭程序也会按照丧家的情况做调整，原来分五次烧的“五七”，现在有的一次性就烧掉了;原本丧家的孝服要保留到百日或者三周年上坟时再烧掉，现在可以在安坟后烧掉。丧葬仪式中的某些程序被简化甚至废除。
现代生活方式的变化对于城区丧葬文化的影响更大。作者从访谈中了解到，一大半的居民选择把逝者停放在殡仪馆里而非家中，居住空间的狭小是其中的原因之一，“现在的房子一点点大，不好放”3“还是放在外面的多，放在家里还有一个，会影响到邻居，都是一个楼道里的人，有的人可能会反感那种香烧起来的味道”‘。停殡在外也体现了人们对于死亡的避讳，“这里牵扯到后代和附近的邻居，死在家里好像有点怕兮兮的。再一个，如果以后房子要处理了，卖掉还是租的时候，有人死在里面，好像有点不太好”。与农村相比，城区的丧葬仪式简化的趋势更为明显，停殡的日期大多在三至七天，而农村一般在7天以上;城区在丧事中做道场的现象也比较少见，除了空间狭小之外，有的居民认为，“做道场要好几千，有钱人家才做道场”’，而在“更没钱”的农村，绝大多数丧主却愿意花三四千的钱做一场一天一夜的道场，显然，经济条件的好坏并非决定是否做道场的主要因素。城区的人口流动性很大，世代在此居住的居民已经很少，“原来这里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只有一百多户人家，居民很少，多半是渔民”z。但是，各地居民在此汇集带来的并不是丧葬风俗的多样化，而是丧家将逝者送回老家，按照老家的风俗办丧事;要么照着城区的模式，请将军、放殡仪馆、火化、送往公墓，家乡的丧葬习俗被遗忘殆尽。
城区的单元房和各式各样的人群无法营造一个像农村那样的熟人社会，死亡不是一个社区的公共事务。作者从13岁来到这个城市，十多年间从未参加过城区的葬礼。而这并非个例，被访者中有两位奶奶分别从20年前、40年前来这里工作，至今没有参加过城区的丧葬仪式;杨林惠从小在此地生活，平均10年参加一次葬礼;有三位在城区居住长达50年以上的老人除了至亲的葬礼外，参加的多是工作单位为职工举办的追悼会。而作者在农村生活的十多年中，平均一年至少参加两次村中的葬礼。
费孝通(1998: 76)在《乡土中国》中写道，“与现代社会相比较时，静止是乡土社会的特点，但是事实上完全静止的社会是不存在的，乡土社会不过比现代社会变得慢而已。”在城区的老人看来，“带个黑袖章，挂一朵白花，这样比较简单一点，文明一点，披麻戴孝不太文明”3。乌村的许多丧葬习俗的废弃是否也象征着村民的“文明”化进程?报丧时的摔碗、孝子帽上的杨梅球、打赤脚送葬、“鸣呼哀哉”的哭孝棒，这些习俗的消失，以及女性名字出现在祖先的石碑上，是否是传统丧葬文化式微，现代丧葬礼仪普及的开始?城市居民简略化、商业化、隔离化的丧葬礼仪是否也是未来鸟村丧葬文化的归宿?
诚然，丧葬文化的实践主体是生者，丧葬仪式必然会因为生活方式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当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型为现代工业社会，政治、经济与社会等结构的迅速变迁，使得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形态发生改变，导致丧葬仪式在现代化的调适过程中甚至有着全面崩溃与瓦解的危机(郑志明，2012: 66)。
在乌村，大部分的传统丧葬仪式在村民们的反复操作中、在他界观、祖先崇拜及儒释道文化的影响下传承着。乌村的丧事在个人动机的满足、家庭结构的重组、村落共同体的维系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在政策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变化下，农村不断改变的丧葬仪式能否持续其功能的有效性，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