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是由社会治理体系(政治体制)、宇宙观(思维方式)、核心价值观(行为处事方式)三部分构成的，亦或称“三观”，它们彼此互为因果、相互支撑。三者之间的异同，是不同文明之间最主要的差异。
浏家港陵园,上海公墓,
物化的文明构成要素理念没有全面和深刻地阐释文明本身。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任何时期，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是一切社会发展过程中最根本的事务。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使社会按照一定的模式有序运转，全社会需要通过不断的实践，创建出一套具有普遍约束力，能反映统治者意志，而且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体系。为使这套治理体系具有合法性与合理性，需要构建一套与之相适应的，较为完备的，有关天、地、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认知体系即宇宙观，以及由宇宙观主导而形成的人们的思维方式。为保障这套社会治理体系长期、有效、稳定运转，还需要构建出一套能够引导和约束全社会成员行为处事方式的核心价值观;核心文化价值观反映出一定社会的治理理念和管理目标。历史证明，若三者之间能形成高效有序运转的态势，则表明此体系之下的社会是相对和谐的，反之就会出现动荡。
汉文明是在帝国文明发展演变过程中形成的，以汉字为书写和交流语言，以天地、阴阳、五行为宇宙观，以对立、变通为思维方式，以规矩为核心价值观即行为处事方式的文化体系。汉文明最终于西汉后期，尤其是王莽前后得以完全形成。例如，汉文明中最重要的因素一一南向理念、轴线意识、左右对称、南北郊祀等在这一阶段确立，以此为指导的都城规划原则几乎被东汉及以后朝代全盘接受和传承“三观”架构下汉文明的重要内容—阴阳五行相克相生的宇宙观，同样在战国晚期、秦、西汉中晚期、新莽时期不断完善并完全成熟，深刻影响着陵园建制、封土形态、礼制建筑结构等。确切地说，王莽制礼作乐对后世礼制的改革，包括唐礼、宋礼，在格局和精神上都有很大的影响。西汉晚期汉文明的确立，是东汉之后历朝历代大体沿袭秦、西汉之制，以表明王朝正统地位合法性的依据，其中就包括对独立陵园制的继承和进一步完善。
根据以往对北邮五帝五陵的调查勘探与考古成果，汉文明的确立深刻影响着东汉帝陵陵寝制度的发展。光武帝原陵陵园和朱仓陵园遗址陵寝的布局及陵墓主墓道朝向、封土形式、神道石刻、陪葬制度等方面都在西汉帝陵的基础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陵园垣墙由行马代替、陵园规模有所减小、新出现“上陵礼”、陵前建祭殿、陵旁建筑悬挂大钟等，完善和确立了以朝拜和祭祀为主要内容的陵寝制度。这种变化对东汉以后历代帝陵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皇帝陵墓在各项国家级祭祀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些改革的源头，都指向王莽对郊祀及宗庙制度的改革，其背后正是对王莽时期托古改制最终确立下来的“汉文明”的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