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与死是困扰人类的永恒主题，有限、易逝之生命能否实现以及如何实现无限与永恒?对此中国哲人有着不同于西方的思考、认识。
浏家港陵园,上海公墓
《至乐》篇道，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箕踞鼓盆而歌”，面对惠子的指责，庄子曰:“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在他看来，第一，生死不过是“气”之聚散，聚则为生，散则为死。生命源于恍惚之间、若有若无的一种物质，逐渐积聚而形成气，气变化而成形，形变化而有了生命。生命由童年，而少年，而壮年，而老年，最后气散人亡。第二，生命的生来死往如同春夏秋冬四季更替一样，循环运行，生是死的继续，死是生的开端。妻子去逝，只是“堰然寝于”天地之间，只是结束了一个过程，开始了一个新的形态。第三，由道观之，生与死本无质的差异，生也就不值得喜，死自然不值得悲。
与庄子的达观、淡泊不同，颜渊死，子曰:“啃!天丧予!天丧予!”从者曰:“子坳矣。”曰:“有坳乎?非夫人之为坳而谁为?”(《论语·先进》)极度悲伤的“坳m，不仅与“鼓盆而歌”的庄子对照鲜明，而且也超越了儒家的“丧致乎哀而止”(《论语·子张》)。可见，在儒者眼里，第一，死亡可悲、应悲，孔子痛哭颜回，《礼记》强调“丧礼唯哀也”都说明了这一点。第二，“亡之，命矣乎”，(《论语·雍也》)这是孔子的由衷感叹。这种命充斥于天地之间，人力既无法回避，又无可奈何，怎么办?“在主观的努力上抱定一个仁，在客观的世运中认定一个命”，这是夫子的解决方案。第三，仁义高于生命。人的一生如白驹过隙，有限、短暂，而且人之于身，“无尺寸之肤不爱”，“无尺寸之肤不养”，但是“体有贵贱”，不“以小害大”“以贱害贵”，(《孟子·告子上》)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关键。同理，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为了正义，从大体、养大体，舍生取义，这是志士仁人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