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上述三种镇墓石以外，唐代还有一例阿史那忠墓出土的镇墓石非常特别。1972年，考古学家在陕西省礼泉县发掘了唐太宗昭陵陪葬墓之一—阿史那忠墓。目前，关于对该墓的研究多集中于墓前的石碑和墓室出土的阿史那忠墓志。早在该墓发掘前的1958年，岑仲勉就对墓前所立阿史那忠碑刻做了校注。1982年，郭平梁利用阿史那忠墓室出土的墓志考释了史籍中没有记载的阿史那忠在西域的军事活动。1987年，荣新江利用阿史那忠墓志的部分文字来推测阿史那忠出师的时间。2002年，陈志谦利用阿史那忠墓前的石碑和墓中的墓志考证了阿史那忠的姓名、爵位和出征西域等史实，弥补了两唐书等传世史籍的诸多不足。2008年，陈瑜和杜晓勤将阿史那忠墓志和传世史料相结合，考证了骆宾王和阿史那忠远征西域的相关史实。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阿史那忠的生平和历史功绩。
浏家港陵园,上海公墓
其实，在阿史那忠墓出土的石刻资料中，除了阿史那忠墓志以外，还有一块方形的镇墓石，却很少有研究论及。阿史那忠镇墓石虽不能直接反映墓主人的生平，但它所提供的死者的丧葬习俗和思想信仰等精神文化方面的价值是非常珍贵的。并且从上面刻的文字内容来看，它与唐代其他墓葬出土的大部分刻写道经内容的镇墓石有很大不同，因此，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目前学界对于此方镇墓石的研究仅局限于文字的释读和初步的定性方面。1977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考古与文物》上发表的《唐阿史那忠墓发掘简报》中简单介绍了这方镇墓石的形制特征;61993年张沛在《昭陵碑石》一书中录出了阿史那忠镇墓石上的文字，并做了简要的分析;'2005年加地有定在其著作《中国唐代镇墓石的研究》中也录出镇墓石上的文字，并附有图版。s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提醒我们参照《大汉原陵秘葬经》中亲王坟堂的“明器神煞方位图”，这给我们理解阿史那忠镇墓石上的文字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笔者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发现:宋代王沫所作的阴阳相地书《地理新书》卷十四的“五姓明堂祭坛图”和卷十五的“五姓墓内神抵方位”与阿史那忠镇墓石上的内容非常相似，但是目前还没有见到学者利用《地理新书》来解释阿史那忠镇墓石。因此，本节试图在张沛和加地有定两位学者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大汉原陵秘葬经))和《地理新书》两部传世史料进一步释读阿史那忠镇墓石上的文字，并做相关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