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阿史那忠镇墓石上的文字内容分析来看，它是基于阴阳五行和民间墓神的传统丧葬习俗的遗物，反映了唐代初期人们希望利用墓中各神来辟邪、祈求生者和死者安宁的镇墓信仰。这方镇墓石的主人阿史那忠本是地地道道的突厥人，却为何使用具有明显汉族传统的镇墓物?这就需要我们对阿史那忠这个人物做进一步的了解。墓室出土的阿史那忠墓志是我们准确了解阿史那忠的重要史料，该墓志盖上阳刻“大唐故右晓卫大将军赠荆州大都督上柱国薛国公阿史那贞公墓志之铭”六行字。墓志铭文的内容由秘书少监崔行宫撰写，刻写了阿史那忠的卒年、功业和其父与其妻等大致情况。据志文所载:
浏家港陵园,上海公墓
公讳忠，字义节，其先代人，今为京兆之万年人也……曾祖太原，祖岂周，并本国可汗……父苏，左卫大将军，宁州都督，怀德元王……及贞观云始，塞北乖离，公诱执领利可汗而以归国，蒙加宠命，授左屯卫将军……婚定襄县主二，袭封薛国公……公街命风驰，抚慰西域……辽东奉见，诏隆奖饰，仍授上柱国……于时延陀犯塞，羽檄纷然，公驰释赴救……诏率全军，应时摧珍，延陀口灭，漠北以空，迁右武卫大将军，赐金银器物十事，增睬五百匹……为左武卫大将军，寻迁右晓卫大将军，属兴师辽揭，以公为使，持节长岑道行军大总管……总章元年，吐蕃入寇，拜使持节青海道行军大总管……以上元二年五月廿四日亮于洛阳尚善里之私弟，春秋六十有五，呜呼哀哉……’
阿史那忠和其父怀德元王都是唐代初期著名的大将军，突厥族。阿史那忠历任左屯卫将军、检校长州都督右武卫大将军、左武卫大将军、右晓卫大将军、袭封薛国公，于上元二年(675年)五月二十四日卒。虽然是少数民族将领，但仍对唐王朝鞠躬尽瘁，功业卓著，他领导的抚慰西域、灭薛延陀、出兵契丹、反击吐蕃等军事活动，为维护民族团结和民族统一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是在对唐代政治和军事方面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人物。阿史那忠墓中随葬有汉族传统的具有辟邪作用的镇墓石，并且该墓中的其他随葬品和墓中壁画，也都是按照唐礼中官员等级的规定来制作，这些墓葬方式明显反映了突厥葬俗的汉化。刘永连认为突厥葬俗的汉化历时长、程度深，但发展进程不平衡，其中的阿史那和阿史德两个核心部族因与中原关系密切而汉化程度明显。’陕西地区出土的包含阿史那忠在内的10例唐代阿史那氏墓志也反映当时突厥阿史那氏葬俗中包含有显著的汉化因素。”
唐代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重要发展阶段，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交流频繁，突厥族就是与中原关系最密切的少数民族之一。唐贞观年间，突厥可汗阿史那氏归顺唐朝后，阿史那忠、阿史那社尔、阿史那思摩等突厥将领都对唐朝忠心耿耿、尽职尽责，他们在一系列为唐朝开疆拓土的军事活动中与汉族将领关系密切、互相交流、相互影响，‘因此使民族文化得到融合，他们必定会耳濡目染，认可并吸收发展较快的汉族的中原文化。另一方面，以阿史那忠为代表的少数民族的汉化离不开唐朝政府对少数民族包容、开放的态度，以及统治者开明、灵活和友好的民族政策。阿史那忠墓完全采用汉族传统的葬式，深刻反映了唐初阿史那突厥族与中原政权紧密的关系和其较深的汉化程度。同时，少数民族从阪依、承认中原统治到接受、吸收汉族传统的文化，也体现了民族融合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
总之，阿史那忠墓出土的镇墓石与唐代其他镇墓石相比内容很特别，不像救浩文镇墓石和五方镇墓石上的文字出自((真浩))和((太上洞玄灵宝灭度五炼生尸妙经》道教经典，也与一般的镇墓文字不同，而与以《地理新书》为代表的传统葬术有着密切的关系。它的发现反映了人们希望利用墓中各神来辟邪、祈求生者和死者安宁的镇墓信仰，也说明了唐代的镇墓习俗不仅受道教的影响，更代表了中国本土传统的丧葬习俗的发展。阿史那忠墓出土的这类镇墓石目前仅此一例，虽然尚不能推测出这种类型的墓葬传统在唐代究竟有多大的影响，但阿史那忠镇墓石丰富了唐代镇墓石的内容，为我们全面了解唐代镇墓石提供了很大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