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近代的上海是一个商业气息浓厚的城市，传统的宗法社会在这里被打破，“到20世纪初，上海已经成为一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而且移民人数远远多于本地居民。大量的移民首先打破了中国以宗法制为基础，宗族世代集中居住的居住形式，邻里之间已不再是传统居住形式中的亲属、亲戚关系”。红白喜事的礼仪是农耕社会的产物，一场丧事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这都需要宗族势力为其背景，在一个失去宗族力量的异地城市则很难实现。
浏家港陵园,上海公墓,
其二，逼仄的生存空间使得传统丧礼的举办再无可能。“都市化的另一个麻烦就是人口密集，居住条件困难，办丧事要有足够的空间，而上海人最缺少的就是生活和活动空间。在殡仪馆出现之前，在上海工作的江浙和广东人，往往把会所作为丧葬仪式的举办地。随着上海人口不断增多，必然需要一个公共的殡葬场所。所以，现代殡仪馆的出现迎合了社会的迫切需要。对此有学者论述得颇为中肯:
这种转变，既是受到西方殡葬仪礼影响的结果，也是民国政府大力提倡的结果，更是现代城市社会发展的必然逻辑。城市空间的有限，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再加上各种现代专业技术的出现，如整理遗容，以及专业的消毒卫生等，使得一家一户很难独自解决诸如殡葬之类的大事，人们便只能委托专业的社会化服务机构代办。
除了上述原因，在西式的殡仪馆举办丧礼，往往给人以体面的感受和与文明接轨的想象空间。所以，很多民国时期的要人，都倾向于在殡仪馆为死亡的亲属举办丧礼。
民国25年陶镜寰(陶家瑶之子)在南京中正路159号(原为曾国藩祠堂曾公祠，今中山南路239号)建中国殡仪馆，该馆占地8亩，设有崇礼堂、崇敬堂、崇思堂等悼念厅，有消毒、防腐等较完备的设施。国民政府的一些党政要员邵元冲、蒋孝先、萧正华等死后，都在该馆办理丧事，蒋介石、宋美龄亲临祭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