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开埠后引人西方物质文明，随之而来的西方文化也影响了市民的价值观念。“当时一般人认为，西方的社会生活是依据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理性原则建立起来的一种完美、理想的社会生活模式，代表着社会进步的方向;相比之下，中国传统的社会生活则充满着陈规恶俗，不符合时代潮流，非改革不可。以致在民初很快形成了一种谁接受西方的社会生活习俗，谁就是文明、开化，属于新派人物，否则，就是保守、顽固的风气。”显然，这种观点走向了极端。不过，西方殡仪馆的开办，适应了市民中的富裕阶层对奢华葬礼的追求。殡仪馆所能提供的各种服务，如现代灵车的使用、对亡者面容的装扮、甚至可以注射消毒等等，都是传统丧葬仪式所不具备的，某种程度上也能给人以少许精神上的慰藉。
浏家港陵园,上海公墓
开埠的上海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富人。受传统文化影响，上海盛行葬礼上的大出殡，丧主喜欢以厚葬炫耀于世人，“从前婚丧两事，都是称家之有无，不过尽其礼而已。今上海一味奢华，虽中人之家，凡遇婚嫁丧葬，无不极意铺张，商界中人，尤事事装阔”。噢仪馆提供的各种服务增强了这种大出殡的仪式感，被上海富裕阶层迅速接受。
殡仪馆毕竟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与本土丧葬文化存在冲突与紧张之处。由是“洋为中用”很有必要，其途径就是在继承传统礼俗的同时，对西方的丧俗进行改动，以接洽中国本土的丧俗。
外国人主办的万国殡仪馆规定:1.不许丧事家属哭叫;2.不许和尚道士进馆做佛事;3.不许焚化锡箔元宝等。书之与中国传统丧葬礼仪中哭丧、闹丧的礼俗大异其趣。陶家瑶孙女陶乃纫回忆说:“三十年代初，陶家瑶辞官来沪办纱厂，正值他堂弟去世，在万国殡仪馆办丧事，遭到洋老板种种十涉与刁难。于是他决心为上海丧家解决困难，乃筹集资金办一专为中国人办丧事之用的中国殡仪馆。陶家瑶创办中国殡仪馆之时，陶乃纫18岁，她的回忆应有其可靠性。陶家瑶堂弟的丧事不顺，可以视为陶家瑶举办中国殡仪馆的缘起。
前已述及，陶家瑶举办的中国殡仪馆也曾被居民投诉，可以看出，中国殡仪馆保留了传统文化中的哭丧、闹丧礼俗。毕竟传统礼俗有其顽固性，非旦夕可以推倒重来。“一个社会的风俗习尚，是长期形成的。它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可却是渐进的、缓慢的。一些传统的恶习敝俗，很难被一、二次的革命运动所清除。它们对新风时尚所表现的新的生活规范，总要顽固地抵御、排斥，充当一股极大的历史惰性力量。民初社会风尚演变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情况正是如此。
殡仪馆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想要在中国落地生根，必须实现本土化。在这个过程中，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博弈，最终，或共存，或一方消亡。
